清末知识分子的反满情绪(25)

与《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里列举的李定国、郑成功、张煌言、瞿式耜、何腾蛟、李成樑相比,20世纪前10年间初入中国的哲非逊、哈弥尔顿、卢梭、马志尼、巴枯宁一辈人大半都在隔雾看花的不甚分明之中。"时雨"里没有具体性、细节性、准确性;"鼓吹"所播撒的也意不在久想深思。然而"传薪一脉拜卢骚",反满的知识人以此为功夫,已自信能够自渡渡人。身在积弱之境而心怀急迫之情,中国人向东西洋取学理,不容易得到的是真知,最容易得到的是皮相之知外加种种倾慕和敬畏,走到极端,便是引外国人的是非为中国人的是非。汪精卫作排满言论之日,曾以"瓜分"为题目推论因果:然则瓜分之原因,由于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之原因,由于满洲人秉政,可决言也。闻者疑吾言乎?试取外国人之言论以证明之。
遂先引"古芬氏著《最近之支那》第4章"；次引"庚子之役,联军既破北京,各国会议善后处分"时美国人的言词；再引"去年日清谈判之际,日本进步党首领大隈重信于东邦协会"的"演说",而后总结说:
上所引证,皆非出于我国人之口,乃出于外国人之口者也。满洲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外国人尚能知之言之,乃我国人而反昧乎?
19世纪以来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发源于欧西的世界历史过程,这是一个挟着暴力在扩张中改造世界的过程。因此,以满人为祸根来解释强邻四迫的历史和现状算不得是深刻之论和求实之论。汪精卫三引"外国人之言论以证明之气结果并没有获得更多的真实性和深刻性,而在世人眼中留下的,则是外国人比中国人更懂得中国社会。在彼时以鼓吹为职志的文字里,多见的意态是以西人的学徒作国人的导师,于是学理滔滔,用外国人的理路校正中国人的时务便成为流行的常态。辛亥革命后50年章士钊回忆排满旧事,有感于当日章太炎驳康有为,行文之间高标华盛顿、拿破仑为"极点",而置尧、舜于等而下之,说过一段深作反思的话：
清未文人,好持抹煞之论刻责本国,无端厓之辞崇拜外人,谚所谓中国月亮小,外国月亮大。习俗移人,贤如太炎,亦所不免。试思压抑尧、舜,而仰望华、拿如在天上,号之曰"极点",此既非老一辈人所能通解,亦非今日之思想水平所能默喻。而由此上溯,以前一代士大夫处中外之际犹能力作倔强为对比,这些都成为他的感慨:今且不论,论李鸿章。鸿章适美,美人邀登开国大总统之陵墓,用意甚盛,而鸿章遽书于璧曰："华圣顿,特中国陈涉、吴广之流亚耳"。此一豪情胜慨,太炎视之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