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知识分子的反满情绪

清代以八旗得天下,然而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旗人生业的日趋"窘迫"便一直与清代的国计和户政相牵结,衍为积久积重的累世时病和一朝一朝的奏论与策论。因此,二十世纪初年朝廷行新政,局中人和局外人纷纷论国事,督抚、都统、道府、京堂、翰林、御史,以及身在江湖而心存巍阙的旧式士人和新式士人都在说"八旗生计"的"憔悴"和"可哀",引出一片唏嘘之声。八旗中有蒙古和汉军,但八旗的主体则是被统括于这个制度里的满人。所以,这种积久而积重的时病正说明了二百六十多年满人的君权之后,是满族在整体上的贫弱和衰弱。贫弱和衰弱皆非强人面目和凶悍气象,应当不会催激满汉之间已经静蛰的种族之辨。然而世路常常要走出推理之外,在当日的中国,与"八旗生计"之"憔悴"和"可哀"同时存在而互相对映的,却正是知识人中蓬蓬然而起的反满意识。
前后十年之间,这种反满意识引"黄帝魂"入"自由血",用"大汉天声"拽出了一场共和革命。其间的激烈和壮烈都已刻进了那一段历史的过程里与意义里。但历史之可以理解本在于历史中自有因果。以满人在整体上的贫弱和衰弱为比照,则一时暴起的反满意识显然不是一种相对称的东西。两者之间的矛盾突出于这一段历史,于是读史和论史便不能不为这种矛盾追溯源头与来路。一八旗制度与满汉关系八旗制度在《清史稿》里被归入"兵志"一类,然而这一制度由"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而来,旗籍所包纳的其实是满族的全部人口,因此满人无不自称旗人。
旗制是一道墙界。"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用"统"的办法来串管人口,则圈出来的总是一个有限的空间。二百六十多年来,包纳于八旗制度里的满族,都是身在被统之中的人,也都是栖止和生聚于墙界之内的人。八旗以京师为根本,"亲王不得出京师三十里外"。入仕的满人虽可远走四面八方,但解任之后皆须带着眷口"回旗"。所以督抚、两司、将军、都统,其子孙都在京城里生根结果。八旗中派出的部分称作"驻防"。驻防八旗布列于南北冲要之间,而"尤重都会",于是墙界也随之而被带到了冲要和都会。《荆州驻防志》说："康熙二十二年旗兵设防于此,虑兵民之杂列也,因中画其城,自南纪门东,迄远安门西,缭以长垣,高不及城者半,名曰界城,其东则将军以下各官及旗兵居之,迁官舍、民廛于界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