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知识分子的反满情绪(3)

读书人崇儒,帝王也崇儒,儒学涵化六合,重的是以文化别夷夏,满族君权既已自附于儒学,以遗民心结为源头的"种族大义"遂不容易在后起者的心里一代一代传下去。因此,乾嘉之学和乾嘉学人都不再追问明清之际的往事,并与遗民留下的精神日去日远。
满族君权自附于儒学,同时满族君权便成了中国文化规范和制束之下的君权。比之明代帝王,清代的君主更多一点民为邦本的自觉和警醒。康熙一朝江宁织造曹家和苏州织造李家常常要专门进奏密报地方时事,其中的题目之一便是民生。于是而有"夏季雨足米价如常折"、"镇江丹阳一带忽有飞蝗业经扑灭不致成灾折"、"请安并报稻禾收成折"、"苏州地方菜麦已经收割折"、"浙江各府县灾情折""扬州得雨折",等等。而一旦奏报失时,则须另作"迟进晴雨录原因并请处分折"。农时、物候、米价、年成都是历史中的琐碎和细节,而彼时万千民生之所托即在于此。因此帝王不肯疏远细节,正说明了帝王之不敢懈怠民生。满人的本色在骑射,民生成为政治的重心显然不是从满洲"旧俗"里移过来的,而是儒学精神熏化帝王的结果。
奏折和硃批以"晴雨录"为常课,可以非常明白地看到：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满族君权,其理路已皆在中国文化之中。因此,在十八世纪的中国,与连年文祸同时出现的,是一个轻赋立国的盛世,满族君权造出了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而其间的义理则取自于中国文化所蕴结的王道政治。当文字狱引发的凌厉和紧张使士人世界不得安宁的时候,盛世里的田夫耕氓正各安其业,在这个多数人的世界里,很少有人会感受到来自那一头的冲击和窒迫。而后,盛世的规矩留给了后起的帝王,便成了祖宗家法,"历朝尊行不替"而"不敢逾定制一步"。因此孟森后来述清史,曾概论之曰:"康雍之不欲扰民,自是当日善政,不必异世而转作不恕之词也"。
由于八旗制度多立墙界,满汉之间能够相往来的地方便只有官场。二百六十多年里,满人因入仕别有途径而曾经据有官场的优势,其"旧俗"里的粗陋遂容易转化为骄横。然而与科举制度相比,这种从满洲带来的优势并不是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当十九世纪中叶内忧外患交迫而来的时候,内忧外患都成为一种淘汰,满汉之间积久的失衡便在溃决中现出本相。当日肃顺以宗室秉政,任事果敢"暴悍"而"独敬礼汉人",视八旗蔑如也,以为"后起皆竖子"。"敬礼"、蔑视皆反照出世运的淘洗磨括,其间的此消彼长都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因此,恭亲王奕?与肃顺为政敌,而继起秉国政,走的依然是"敬礼汉人"一路。汉人之应当"敬礼",正在于内忧外患交迫之秋敉平内乱和回应西潮的都是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