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知识分子的反满情绪(2)

这种专门修起来的"长垣"阻隔了"兵民，也阻隔了满汉,而驻防所到的地方则必有"长垣",由此划出的区域民间通称"满城"。"满城"由将军、都统、副都统、城守尉管,并自有一套司法系统,"所在地方官不得而约束之"。与国家官制里的督抚、司道、州县相比,显然是自成一派。旗籍既是兵籍,"满城"里的人们遂长在不可自由移动之中。除了出仕以得官禄之外,皆"坐食兵粮"而不能自为生业。因此,左宗棠论八旗,曾通谓之"不习行商服贾之业,不知服田力穑之劳,不谙匠作工师之技,于世之所谓四民者,仅可名之为士,而农与工商无与也",他所说的"士"取自古义,主要是指兵。
这些话显然不是好评。二百六十多年里,本来意义上的"兵食"在八旗不能成兵之后变成了用国赋养一个民族,其不在常理之中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吃"兵食"的八旗不入农工商之界,汉族人口中的多数则因之而在整体上同满人离得很远。满城里的兵丁不守规矩的事虽有时而有,但都不为王法所容。由于离得很远,满汉之间的民众与民众既不容易相往来而亲近,也不容易相劫斗而憎恶。所以二十世纪初年汪东倡革命,犹曰:"昔者八旗特设制度示与齐民异,不事生产,惟待供给于汉族,虽为民病,犹特消耗其辛苦所得于无用耳,未尝与民争利"。在八旗退出生产的过程里,十七世纪后期满洲人入关所带来的那种遍地戾气和仇恨便被制度造出来的距离与墙界所隔断,并在后来的岁月里熄灭而且褪色。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平民社会里多见宗族械斗和民教争斗,与此相比,满汉之间则保留着一种不相熟识的陌生,也因之而安静得多。

八旗制度多立墙界,显示了满族君权本有的种族意识。墙界守护的都是满族从关外带来的种性和面目,诏书称作"期复旧俗,永保无疆"。然而满族的君权要成为中国的君权,则帝王不能不接受中国的文化。十八世纪的康、雍、乾三朝,一面是君权的种族意识与士人的种族意识相遇而引发出连年的文字狱;一面是帝王在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步步儒化。于是,同文祸里的株连摧残相伴而生的,是帝王引用学来的儒学批判士人手中辨夷夏的儒学。雍正说:"《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辅之之理"。他以《书经》为理据说天命之所归,为的是把满族的君权融入中国的历史之中,融入了历史,便也融入了人心。这一类引述六经的话头乾隆用得更自如。虽说从六经里引出来的片断之词未必能够平释当日异视"东胡"的满汉之辨,但与四百多年之前蒙古人的君权始终漠视儒学,并因此而与读书人始终夹生的态度相比,则满族的君权向儒学讨法则,显然是归化了士人在精神上生死依托的同一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