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尔·罗登︱文艺作品中的伊丽莎白二世(3)

1605年英国天主教徒在国会地下室放置炸药企图炸死国王）中获得了灵感，点燃各自的烟花，享受了一声巨响的简单快乐。”

《翠莎的婚礼》这些还都是无伤大雅的乐子，但在1977年（女王登基的银禧庆典年），性手枪乐队发布了真正爆炸性的单曲《天佑女王》：“天佑女王/法西斯政权/他们让你变成蠢货/潜在的氢弹/天佑女王/她不是人类/在英格兰的梦中/没有未来。”反君主制情绪明显俘获了当时的民心，尽管被BBC禁播，该单曲冲上了金曲排行榜的第二位，据说有权势人物插手，否则本来是要登上榜首的。十年后石玫瑰乐队的“伊丽莎白我亲爱的”化用了中世纪苏格兰民歌“斯卡布罗集市”的曲调，诡异地将披头士“女王陛下”的甜美旋律和性手枪的暴力歌词融为一体：“撕碎我煮我的骨头/她不丢王冠我便死不瞑目/我的目标实实在在/我的讯息清清楚楚/你该落幕了/伊丽莎白我亲爱的。”很少有人对伊丽莎白二世登基前的时代还有记忆。她伴随我们长大，泛泛地说，过去六十年中君主与艺术的关系好比典型的母子模式：
从1970年代的青春期叛逆，再到世纪之交十年的温情和幽默（《王牌大贱谍》《憨豆特工》《辛普森一家》），等到她九十岁以后，人们就只有对曾祖母辈的尊重和奉承了。也许这一轨迹也反映了社会的总体变迁，从为所欲为的无政府倾向、直白的实验精神转向了今日以尊重和正确为重的更为小心翼翼的文化。
让我们比较一下艾伦·贝内特（Alan Bennett）两次描写女王的不同——前一次是话剧《归属问题》（A Question of Attribution，1988），后一次是喜剧中篇小说《非普通读者》（The Uncommon Reader，2007）。《归属问题》是一次对真与假的相互作用的天才探讨，其中涉及表演、艺术、苏联间谍安东尼·布朗特的国族忠诚问题，还有女王，作为一个永远生活在媒体注视下的人物。布朗特的审讯官查布描述了他太太碰上女王巡视萨里：“有人听到女王陛下说‘多么华丽的购物中心’。我好奇她是真心的么。”话剧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答案。布朗特在白金汉宫和女王讨论假画和肖像画，但也许是在讨论布朗特本人的“造假”，他对女王说：“它们没有一个真正捕捉到了您。”针对布朗特对那些肖像画的评估，女王的回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