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异乡人：全球劳工难解“新冠困境”(7)

这一新现实可能会促使各国政府重新考虑大量引入外劳的有效性。《联合早报》4月7日社论一方面强调善待外劳有益社会整体，另一方面也提出需要反思本地经济过度依赖外来劳动力的问题，凸显出经济转型的重要性。
社论引述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说，国家输出劳工去异地谋生，接收外劳国家则通过廉价劳动力提高当地经济效益、降低成本，形成双赢的局面。然而，疫情让这种平时相对“皆大欢喜”的分工安排出现了无法忽视的弊端。
在部分国家，非法外籍劳工的问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全国性倡导组织Numbers USA负责人罗伊·贝克（Roy H. Beck）反对民主党正在推进的《英雄法案》（价值3万亿美元的《健康和经济复苏综合紧急解决方案法》，将在美纳税的外籍劳工包含在现金救助范围内），称该法案“可耻”。贝克声明说，“所谓的《英雄法案》并没有着重于帮助3300万失业的美国人重返工作岗位，而是利用新冠病毒大流行向美国的非法外籍劳工提供大赦和现金。”
这一观点与特朗普类似。据美国VOX新闻网报道，特朗普不仅试图将非法移民“赶出美国”，更欲收紧引进技术劳工的签证发放计划。自他2016年参与总统竞选以来，他一直认为这类计划和非法移民威胁了美国人的就业。

如今的“外劳经济”困境某种程度上与全球化受挫互相印证，即使在疫情暴发之前，两者已面临民粹主义崛起的挑战。保护主义的情绪可能和排外行为结合在一起，排斥外劳输入，加之政府不可避免地将重新评估依赖外劳的风险，“外劳经济”或遭受进一步冲击。
《日经亚洲评论》5月28日刊登评论称，疫情重创了菲律宾、印尼、孟加拉国、印度等国家所依赖的“外劳汇款经济”，民族主义情绪将让劳工输入国重新评估劳工输入政策，输出国也需实现经济转型。
不过，疫情对全球化与外劳经济的损害究竟有多大仍有待观察，经济转型也无法一日完成。对企业而言，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与人口的自由流动，而这能大幅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