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杨光海：中国民族志电影先行者(2)

这项动员了国家力量的影片创作计划从1957年启动，到1981年结束，共计完成了21部影片。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民族志电影史上投资最大、动员最广、历时最长的一次拍摄活动。
参加新中国第一批少数民族纪录电影片的拍摄时，杨光海只有25岁，那时他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助理。
《佤族》是其中的第一部。当时佤族还处于原始部落、刀耕火种时代，语言不通，很少有人进入，摄制组首先和头人沟通，为了取得信任，向每家每户赠送盐和茶叶，和他们一起喝水酒，吃烤在火塘边上长蛆长毛的肉。
拍《独龙族》更为艰难，摄制组带着沉重的摄影机、脚架、行李，乘坐火车、货车、邮车、马车，20多天才从北京辗转到云南贡山县，又从贡山跟着马帮走了10多天，翻越碧罗雪山，穿越茫茫森林。那时正是困难时期，没有足够的粮食，体力消耗很大，吃不上蔬菜，偶尔能捡到马帮丢弃的莴笋叶放在面疙瘩汤里煮着吃。拍了两个多月后，又要赶在大雪封山前走出来。
以杨光海这次经历写成的文章《独龙江畔》发表在1962年5月8日的《中国青年报》上。
动员国家力量创作的影片被蒙上历史尘埃
1958年春耕开始前，云南普洱市西盟区(后改为西盟佤族自治县——记者注)阿佤山的岳宋寨，年轻的杨光海抱着一台苏联产的埃姆摄影机挤在人群中，为了拍到剽牛的瞬间，他不顾一切地往前靠，突然，一头疼痛难忍的牛向他扑来，吓得杨光海连连后退，大拇指一直按着摄影机开关，惊慌中拍下了牛被剽后怒吼挣扎暴跳的情景。
这组精彩的镜头，后来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很高的赞誉。
当时，为了影片的“科学性”，拍摄前，各民族调查组先写出提纲，经领导和专家审查通过后，由学者和摄影师组成拍摄小组，到当地后再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提纲，撰写分镜头剧本，再进入拍摄。
然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民族都发生了变化，一些历史现象和社会结构已不存在。为把被拍摄民族的“社会历史面貌留存下来”，拍摄小组采取了“搬演复原”的方法，被拍摄的村民们成了演员，演绎着逝去不久的生活。
搬演较多的是《苦聪人》。苦聪人(后经民族识别，确定为拉祜族的一支——记者注)一直散居在滇南哀牢山的密林里，20世纪50年代，经过解放军长途跋涉艰苦寻找，将大部分苦聪人迁移到政府安排的村寨定居。
为了拍摄重现苦聪人漂泊在原始老林里的迁徙和“钻竹取火”生活，摄制组安排了一个有男有女、有老人有小孩的家族，在野外露宿，篝火被雨水浇灭，苦聪人钻竹取火，再次让篝火燃起，夺回了温暖。“影片中的雷鸣电闪，刮风下雨，都是后来在北京搞的特效。”杨光海说，“真要下雨，就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