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杨光海：中国民族志电影先行者(4)

《苦聪人》完成后，已有民族学人类学意识的杨光海开始不完全按照提纲拍摄了。
在此后多年的拍摄中，即使提纲上没有写到、合同里没有要求拍摄的，只要杨光海觉得需要抢救，他就拍下来。
1962年-1963年拍摄《鄂伦春族》时，杨光海用四季狩猎讲述了鄂伦春族由家族公社到农村公社的变化，注重了民族学的内容，记录了他们的婚姻、丧葬、服饰、手工艺品等。这是杨光海最满意的片子之一，它被国外专家称为“一部典型的民族志影片”。
“我拍片子既不仰视也不俯视，我是平视的角度。和他们吃住在一起，以族里人的身份来拍摄。”杨光海说。
对这批影片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中心主任、副教授朱靖江认为，中国这一史无前例的民族志电影摄制活动，“前辈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创作方法体系”；“这批影片在中国人类学历史上第一次为16个少数民族建立了影像档案，奠定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基石”。
杨光海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拍摄的影片，全部被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学术机构收藏，并被译制成英文版传播研究。
将参与者的名字编入书中
1989年5月2日，德国弗莱堡的一个人类学电影学术交流活动上，仅有3个人的中国代表团在影展上播放了5部中国影片，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在此之前我们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电影一无所知。”德国弗莱堡市立电影院负责人科贝说。
杨光海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是经由原《环球银幕画刊》副主编、德语翻译冯由礼的推介而来，这是他第一次出国。
杨光海后来在他的文章中写道：“《佤族》剽牛的镜头，与会者表示敬佩，认为拍得真实自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外国学者向他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在西方导演眼里，中国的一切都是新奇的。”他们发现，“中国是世界上将影视手段最早应用于民族学研究的国家之一。”
1977年，从文化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的杨光海，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电影组，他得以重操旧业。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的纪录片已不被关注，民族学尚在复苏之中。杨光海孤独前行，自己买了摄像机，坚持拍片。直至退休，他共拍摄人类学纪录片40余部。
1981年，因杨光海拍摄的影片引起争议，他所在电影组撤销，电影器材、工作样片“胡乱入库”。杨光海痛苦愤懑，“食不知味，夜不能寐”。
成了闲人的杨光海，开始把所有精力投入到民族纪录片文献资料的整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