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杨光海：中国民族志电影先行者(5)

由于民族纪录片的摄制参与部门甚多，相关的拍摄提纲、分镜头剧本、解说词等，没有专门的机构集中保管，散落各地，有的甚至已经丢失。
杨光海给当年参与拍摄的人写了30多封信，他们纷纷给杨光海寄来收藏多年的文件、文本、信件等。对一些只字未存的影片，杨光海听着影片的录音，一句一句抄录解说词。书稿送到印刷厂，有的印刷字迹不清，他又花了3个月时间抄写成手稿，再拿去付印。
在领导和同仁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剧本选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资料汇编》两本著作，终于作为内部资料在1983年以铅印本问世，成为研究中国早期民族志电影的基本资料。
做这件很吃力而且没有任何报酬的工作，杨光海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自觉自愿干的。我年纪大了，应尽快把资料整理出来，留给后代研究。”
他还有个心思，编书的时候，“添加参与者的名字”。按照当年影片拍摄时的规矩，每部完成的片子都没有职员表，只写xx调查组的名称。这一愿望在2015年实现，《中国民族社会科学纪录片文本汇编》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加入了杨光海费了很大周折才找到的参与者的名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鲍江记得，杨光海最爱说的一个词是：通力合作。在杨光海看来，这个以国家力量主导的拍摄活动，强调的是“合作”：与学者的合作、与当地干部的合作、与兄弟民族的合作。
他们认为，没有杨光海的坚持，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命运必然有所不同。
学术界的抢救行动
研究中，郭净意外发现，1982年，杨光海在《民族学研究》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的名称，改为“民族志电影”。
“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公开提出‘民族志影片’的概念。”郭净认为，它表明杨光海等少数学者，已经觉察到中国民族志电影发生了转折：国家机构不再成为这类影片制作的主导者，学者和学术群体将成为学科发展的推动力量。
进入2000年以来，一批学者意识到，中国早期民族志电影先行者正在老去，撰写口述史、留住他们的影像、整理他们手中的资料，刻不容缓。
2008年岁末到2009年初，鲍江用DV录像的方式，对杨光海进行了访谈，并出版《你我田野——倾听电影人类学在中国的开创》。
2011年，郭净组织了一个小团队，访谈了9位中国民族志电影先行者，并出版《中国民族志电影先行者口述史》。他们是：杨光海、徐志远、谭碧波、杨毓骧、蔡家麒、曹成章、刀永明、刀述仁、杨俊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