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放到今天也颇有道理(2)

所以，与其说鲁迅先生对国民有恶意，不如说是他第一个关注到在水深火热的旧时代中艰难生存，以及精神意识备受摧残的中国普通民众的作家。
而正因为深感民族哀伤与家国灾难深重，所以鲁迅有多厌弃和恶意揣度自己的同胞，就有多希望他们能够嬗变，得到解脱。
在《药》一文中，面对刑场周围麻木的国民看客，鲁迅曾说出了“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的偏激言辞。

在《阿Q正传》中，鲁迅则通过对赵庄、赵庄众生相、阿Q、小D、赵四老爷等描述，精辟地总结出已经被挤压变形的中国人，骨子里潜藏着的：
· 质朴愚昧又狡黠圆滑，率真任性又正统伪装道德
· 自尊自大的同时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能忍辱屈从
· 狭隘保守又盲目不辨是非，排斥异端又向往新社会性革命
· 憎恶权势地位又乐于趋炎附势，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
· 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
这些病态特征与人格表现，并非鲁迅的文学强加或恶意夸张，而是长久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榨取和压迫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环境之下的中国人。
从肉体到灵魂，从认知到意识形态，从底层民众、封建主义残余势力到民族资产者以上等中国社会各阶层，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状态与生存实况。
清晰而准确地观察到了这种状态的鲁迅，将其种种付诸笔端，写成小说，期望以此方式引发社会大众的关注与反思。

显然，想要实现这一宏大的社会性目标，一介书生文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而要起到警醒世人，振聋发聩非荒诞入骨，不能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