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放到今天也颇有道理(3)

鞭辟入里，方能发人深省；精确描绘甚至极端夸张，才能使当时民众以及逐渐崛起的民族知识分子对此情形有所自省、警醒从而奋起自救。
时代需要一面镜子和旁观者，从不同角度对国家、时代、民众等方方面的状态加以观察、提炼、放大、呈现，从而让身处其中的人们发现自己身上的问题，惊觉正在走向歧途或深渊的趋势，也才能真正行动起来加以自救。
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所谓觉醒，既来自内部崩裂也来自外部呼唤，然而归根结底还是来自内外皆有的民族存亡意识，以及仁者的仁爱之心。

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将不难理解，为什么鲁迅先生会在《纪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中发出“我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声音与论断了。
一如前文所述，正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才让弃医从文，力图以文艺创作，从精神意识上唤醒民众的鲁迅先生，不惜以最黑暗的恶意，最大的鄙夷去呈现当时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种种病态。
显然，立国救亡与立人，进而促其成为人这两方面，鲁迅先生的认识是非常深刻而有远见的：在当时中国社会环境下，与他一样忧心于家国前途、民族兴亡的知识分子并不占多数。
力量悬殊之下，如他一样的知识分子不仅无法改变物质世界的任何秩序，更无从发动麻木愚昧已久而不知反抗的普通民众。因此，与其空喊爱国救亡口号，寄望于毫无希望，不如先从意识形态上唤醒大众，让他们体会和感知到自身作为“人”的权利，更为重要和实际。

由此，“立人”、“树人”就成为鲁迅文艺创作的核心与宗旨（鲁迅的笔名之一，就是周树人）。鲁迅早期文艺救国思想的主要内涵，就是倡导说文学讲真话，倡导反抗的文学与个性主义的文学，其核心思想就是启蒙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