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放到今天也颇有道理(4)

当鲁迅以笔为刀，开始医治国人的征程时，四万万中国人依然深处深重的民族灾难之中。而我们不禁要问：民众何其无辜，要遭受如此惨痛的命运？
显然，脱离历史背景去分析民众病态的形成，是极为不客观的。
彼时的中国，谓之水深火热、民族存亡岌岌可危也不为过。普通中国人的境遇，连一条狗都不如（参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普通底层中国人到底在承受着何种虐待呢？
一方面，封建主义余毒未除，仍在继续残害与荼毒着底层贫苦大众的心智。另一方面，新兴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太过薄弱，且始终站在普通大众的对立面，靠剥削与压榨城市劳动力为利润来源。

虽然也忧心于当时中国以及民族兴亡，却始终囿于自身天然的软弱与妥协性，而无法彻底反抗帝国主义以及封建势力。
除此之外，帝国主义霸占中国领土，不断以割地、赔款、贸易顺差等方式，大肆掠夺中国的资源，并把中国当成本国商品的倾销地，大量赚取中国的白银。
而毫无节制的商品倾销，又严重摧毁和打击了中国的小农经济以及衰微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厂和利益，引发了民族资产阶级阶层的严重不满，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和矛盾。
但无奈国家衰亡，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不足以撼动帝国主义大山，只能在各帝国主义倾销缝隙中一边疯狂挤占工人合法利益，拼命提高自身利润率，一边将商品低价倾销至农村，让农村自然经济如农产品等遭受严重冲击。

农民为了活命换钱，不得不压低土地农产品价格，以应对汹涌而来的商品价格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