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武：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与社会危机，独立30年后的乌克兰社会(19)

2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于2001年作为独立国家进行了首次人口普查。当时，乌克兰有4850万人居住。东欧国家随后在2019年进行了第二次人口普查，新的普查结果显示，现在只有3730万人(不含东部和克里米亚)居住在乌克兰，这意味着人口减少了1120万。究其原因，除了低出生率、高死亡率，还有大规模移民所致。移民在乌克兰人口下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16年顿巴斯冲突最严重的时候，乌克兰的平均月薪约为200美元。虽然月均收入最终上升到450美元左右，但靠这些工资仍然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所以，大量乌克兰人相继移居国外。仅2019年1-11月就外迁了21.2万人。在过去的十年中，累计有近1300万人或移民或经常在国外工作，导致乌克兰国内的劳动力减少，工人减少又会引发经济增长放缓，形成恶性循环。可以说，长期的经济衰退、治理失效、社会腐败等因素阻碍了乌克兰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对乌克兰社会结构造成了严重破坏，进而影响着乌克兰社会的总休稳定。
第二，寡头精英通过非正常途径确立的政治生态致力于维护自己的非法利益，阻碍了新精英的崛起。在乌克兰社会分化过程中，有关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合理性一直受到质疑。而新崛起的寡头精英的财富积累和政治行为不仅饱受争议，其至触犯法律。通过梳理乌克兰独立以来的政治宴头可以发现，其大致由三部分人构成:苏联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阶层或与之存在裙带关系:通过黑市经济积累财富的精英:独立后通过攀附寡头形成利益集团的精英。严重的腐败成为乌克兰难以根治的顽疾。腐败泛滥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制度缺位导致的政治腐败，官僚文化导致的体系腐败，经济寡头化导致的经济寻租泛滥。这些寡头精英将国有资产转为已有，或利用特权甚至非法手段从事走私和投机来获取财富，再通过洗钱的方式合法化。对于已占有财富的使用，并非是以生产和工商业投资为取向，而是存入国外银行或者在国内外购置豪宅炫富，引发国内民众的普遍反感和仇富心理。
比如早在2014年6月，乌克兰政府就冻结了本国寡头在寒浦路斯、英国、巴拿马、伯利兹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多家公司资产，总额为15亿美元;但是在2018年，三名乌克兰金融寡头依然进行了约15亿美元的非法资产交易。根据乌克兰法律，在乌国境内外，使用冻结资产交易均属于违法行为。2017年3月，乌克兰清算了“垃圾银行”“僵尸银行”和寡头银行三类共87家银行。其中，第一类20家银行是没有任何资产和负债的洗钱机器:第二类“僵尸银行”是只有负债，没有资产:第三类是属于富豪的宴头银行。类似的巨额金融犯罪，在乌克兰独立30年中并非个案。独立以来，乌克兰政府多名高官涉案，广为人知的有拉扎连科被捕、“颜色革命”期间尤先科中毒、季莫申科入狱、乌克兰危机期间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逃往俄罗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