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武：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与社会危机，独立30年后的乌克兰社会(20)

然而，这些人中有些流亡国外，等待机会回国，比如宴头科洛莫伊斯基，在波罗申科时期流亡国外，泽连斯基当选总统以后才得以回国。有些则在刑满释放以后继续参政，比如季莫申科。还有一部分人虽然遭到指控，但因证据不足或其他原因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在2019年发布的乌克兰富豪榜单的前十名中，绝大多数人都有一次以上被指控犯罪。由于乌克兰法律规定拉达议员享有可法豁免权，结果是427名议员中约有一分之一是商人。庆此议会成为寡头犯罪的避难所，议员的身份也成为寡头们积极争取的稀缺资源。一般情况下，革命和抗争为新政治精英脱颖而出提供了机会。然而，在乌克兰独立30年间，虽然先后爆发了“花岗岩革命”“橙色革命”“尊严革命”三次大规模的“革命”，而各类小规模抗议活动更是不胜枚举，却丝毫没有触动乌克兰的政治生态，其治理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总之，由于乌克兰政府治理能力较弱，加上自身的合法性饱受争议，导致政府公信力的滑坡，从而跌入“塔西佗陷阱”。此外，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因地处欧亚文明结合部而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区域。国内利益集团与域外大国的利益竞合，决定了乌克兰局势走向的不确定性。长期的大国干预等因素造成的民众情绪的长期分化和多种意识形态并存，在乌克兰危机期间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结语

苏联解体以后，乌克兰在转型背景下走上独立之路。独立至今的30年间，乌克兰先后爆发了“颜色革命”、克里米亚事件等多次全国性的甚至影响欧亚地区局势的大动荡。究其原因在于，独立后的乌克兰打破了苏联中后期以权力等级为划分标准的阶层结构，开启的市场化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以经济收入、社会教育、职业等要素为划分标准的社会分层机制，形成了以寡头精英、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为特征的社会结构。然而，寡头精英以非正当的方式攫取社会财富，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壁垒，阻碍了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的壮大，挤压了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空间，还造成了不同地区、行业和城乡的贫富分化，加剧了阶层之间的对立。这种由寡头主导的封闭的社会结构，不仅没有为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反而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向下流动和低收入群体的横向流动，使得作为安全阀的社会流动难以发挥缓和阶层对立、降低社会危机的功能。
而经济危机、国外“革命”、周边才盾等由外而内的传导，激发了乌克兰的社会情绪，加上正内长期的经济衰退、治理失效与社会腐败，使得乌克兰跌入“塔西佗陷阱”成为转型期间多次爆发全国性危机的原因。遗憾的是，乌克兰屡次爆发的“革命”和全国性危机，并没能遏制社会的分化，更没有打破主导社会结构的寡头阶层，无法为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层提供公平合理的向上流动的渠道，这成为乌克兰爆发大规模危机的隐患，因此，类似发生在大选期间的“选举舞弊/操控选举”等问题，极易成为引爆危机的导火索。
※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