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函首安边”了的韩侂胄，到底是奸佞还是英雄?(4)

所以跟贾似道（宋理宗赵昀的小舅子）一样，韩侂胄也是皇亲国戚，天生就高人一等，天生就能做官。在这种情况下还考个毛线的科举？
所以等到他一成年就以恩荫入仕，历任閤门祗候、宣赞舍人、带御器械。淳熙末年，又官至 汝州 防御使、知閤门事——这都是些虚衔、闲职，也符合这货作为皇亲国戚的定位。按照正常的情况，像他这种人会被朝廷一直当猪养着，混吃等死一辈子。

身为权贵国戚就该架鹰遛鸟、不务正业，典型如八旗子弟
可是韩侂胄对此并不甘心。而驱使他不甘心的动力，固然更多的应该是功名利禄心，也许还不乏因非“正途出身”（即没中过进士）、受到了歧视和排斥而产生的屈辱感和报复心。但不可否认的是，韩侂胄是胸怀大志的，而他最大的人生目标就是北伐中原、收复故土。
而这样的韩侂胄，注定是宋朝官场中的一个异类和奇葩。
在两宋之前，军人从来都是备受崇敬和备享尊荣的一个群体，“非军功不得封侯”的传统一直为历代王朝所恪守。所以才有了汉之卫霍扬威域外的美名，有了初唐名将辈出的盛况。即便是文弱书生，也以 班超 、陈汤、刘琨那样投笔从戎、替国戍边的壮举为榜样。可是这样的尚武之风到了两宋却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统治者对于武人颠覆江山的恐惧使得崇文抑武的风气壮大到了变态的程度——在当时宋人的心目中，即便是立下驱逐鞑虏、恢复幽燕，一雪开国之初数度惨败于契丹之耻的泼天大功，居然也赶不上“东华门外唱名”的荣耀：
“洛阳人 尹洙 ，意气横跞，好辩人也，尝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彊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儒林公议》北宋·田况）
因此在两宋，武人的地位跟强盗、小偷这样的罪犯没什么区别，所以才叫“贼配军”。在文人的眼里，武人就该低眉顺眼的当乖孙子，啥事都不能干，只要干了就是要图谋不轨。即便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打仗也不能例外。打了败仗自不必说，要是打了胜仗，就一定会跋扈、会生出野心、会颠覆江山。所以对武人必须要打压、猜忌，要“莫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