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归流向大海——中国青年政治信仰的百年变迁(2)

但是，共产主义当时还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模型，在现实中并未完全实现。有人因为看见而相信，有人因为相信而看见。共产主义宏伟远景，虽然至今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都无法眼见，但服膺于其真理性，认定它反映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在没有充分的理智认识足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实，就对它予以接受同意”，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共同的信仰，让人们凝聚起来，勇往直前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殚精竭虑以成之。
二
彼时的中国，正需要这样一种众望所归的信仰。鸦片战争过后，“吾国四千年之大梦”既破，五四青年们，承命继业，自觉担起开万世太平的责任。率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以慨当以慷、舍我其谁的气魄，求经问道，上下求索。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之时，各种主义汪洋恣肆，各种理论交相激荡。“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
早期共产主义者都经历过艰难的寻找过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位发起人大多曾信奉无政府主义，他们的蜕变深刻而剧烈。作为无政府主义的一支，工读互助主义主张“人人工作，人人读书，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这种空想色彩浓厚的思想在上世纪初，不仅得到众多知识青年的拥护，而且进行了认真的实验。1919年12月，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在北京发起“工读互助团”。正深陷“学潮苦闷”的浙江一师学生俞秀松和施存统毅然北上，参加了这次实验活动。据回忆，互助团成员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为了摆脱一切约束，他们在进入这个团体后，就宣告脱离家庭、脱离婚姻、脱离学校，在团体内“绝对实行共产”。但三个月后，劳动入不敷出，内部矛盾加剧，互助团不得不解散。这让满腔热情的俞秀松大失所望，“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
…情愿做个被‘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南下途中，俞秀松、施存统在上海被陈独秀挽留，进入先进刊物《星期评论》工作。这期间，俞秀松在思想上慢慢与马克思主义靠近，随后他又“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厂做工，目睹了工人被劳动压迫的实况，也认识到无产阶级潜在的巨大力量，由此完成了思想的转变。他深刻总结道：必须从根本上彻底地改造社会，部分的、表面上的社会改造是行不通的。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他们多方面帮助我了解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其中包括十月革命。我认为十月革命是解放人类摆脱压迫的唯一道路。”
1920年被称作“破冰之年”。这一年，《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诞生，社会主义青年团问世，一批先进青年经过反复辨析思索，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信仰，成为共产主义者。化雪为流，融冰成河，奔向共产主义大海的信仰之河，由此发轫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