鹈鹕丛书的故事：一所非正式大学课程(2)

第一批鹈鹕丛书不止萧伯纳的这本，随后推出的H·G·威尔斯、R·H·托尼、比阿特丽斯·韦伯、艾琳·鲍尔作品也大获成功。而作为鹈鹕丛书的第24辑，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发行一周便销售一空。
鹈鹕丛书正如一种以平装书形式展现的廉价教育。作为一本早期发行的“鹈鹕”，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普通读者》这一书名恰如其分地解释了这套丛书的性质（尽管也被人误读为一种傲慢自大）：在书中，伍尔夫试图从大众视角看待文学，赫麦妮·李形容她是“一生都将自己定位为自我教育的读者”。这本书也很快售罄。
而鹈鹕丛书的光辉时代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50年里，将近3000册鹈鹕丛书陆续问世，涵盖的主题应有尽有：很多是特别定制的，而大部分则是已出版的大部头的平装书。它们的设计巧妙而明快，还能正好放进裤子后兜里。而鹈鹕丛书的总销量，达到了令人惊叹的2.5亿本。其中5万本甚至不是标准的畅销书：例如1952年的一个关于希泰人（古代安那托利亚人）的研究就很快售罄并不断加印（一般情况下，这种类型的书当时能卖出2000册，出版商就很满足了）。H·D·F·基托的《希腊人》卖出了130万册；《数字中的事实》，一部统计学的入门书，卖出了60万册；销量几十万的更是数不胜数。
“鹈鹕丛书有望成为20世纪的个人图书馆，”1938年，雷恩写道，“将现代思想与艺术最杰出的产品呈现到大众面前。”鹈鹕丛书确实成功了。虽然出版商承认，其中确实有一些很难普及，甚至艰涩难懂，比如《无土栽培》。但在其全盛时期，鹈鹕丛书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智育文化：它们为自学者、有抱负的文化狂热分子以及有意推动社会变革的激进分子打造了一间家庭大学。
回顾起来，这一事业关系到促进人们对社会进步和政治可能性的理解。鹈鹕丛书帮助工党在1945年重新掌权；垄断了图书市场的新文化研究，让千百万人开始接触人类学和社会学思想，并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性解放和社会变革提供了读物。
电影史作家大卫·汤普森在20世纪60年代曾是企鹅出版集团的编辑。回忆当时的工作，他说：“你会真挚地相信自己做的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将智识教育普及了全国，我们是一代人书架上最酷的颜色。”他们满怀热忱地相信，这项事业能够改变一个国家。
英国摇滚歌手伊恩·杜里的经典组曲《快乐的理由》中有一首名为《值得学习的事物》。他的朋友汉弗莱·奥切安表示，这首歌的歌词可以归纳为“对杜里影响颇深的人和事——鹈鹕丛书、姑妈的智慧、福利国家、文法学校。这些跟摇滚乐倒没什么关系，却在战后的英国创造了一些不可思议的积极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