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辅巨头沉浮录（1978-2018）(14)

但结果是，他就像是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资本家给予的一丁点股份“恩惠”，就能从他这儿套取辛苦积累了三十多年的品牌与声望，去做些毫无野心的、批量生产的应试教育产品。
只是不知道，他的品牌和声望，还能供他“套现”几次呢？他的创新课堂之梦，又如何才能批量化复制呢？
任志鸿的日子也不好过。他辛辛苦苦很多年，终于将世纪天鸿推上了上市的宝座，却没想到遇到了来自猿题库、一起作业等纯正互联网企业的“降维打击”。
大家都是搞题库，任志鸿比得过有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加持的互联网公司吗？人家能用大数据精准定位到一个学生实际的学习情况，用科学的数字说明他再做几道题，这个单元可以过关，你能吗？
世纪天鸿辛苦运营了十几年的教育信息化业务，到2013年，据公开资料称，那些在线的课堂和题库覆盖了3000所学校、35万教师、170万学生。
相比于增速迅猛的互联网题库公司，任志鸿有些力不从心。更何况，对于人家来说，题库只是个工具，一个“流量入口”，后面还有师资雄厚、营收丰满的培训业务呢，两家人怎么比？
这也不只是任志鸿一个人的痛。曲一线、薛金星、王后雄等公司，在2000-2012年的这波时间里，也各自花了几千万、上亿现金投入信息化开发。里面的原因很多，如产业升级谋求上市的、响应国家倡导教育信息化、国家给教辅行业限价（如2012年，勒令教辅行业降价40%）等。但是结果都一致，这些纸质教辅的巨头，到了互联网阶段，就成了纸老虎。
究其原因，互联网时代，教辅已经不是“题多、题全、题好”就行了，能否精准定位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让他做最少的题，以最扎实的方式掌握课程内容，才是新一代互联网教育公司的目标。这里面涉及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知识，这些纸质时代的老板们，实在是太难精通了。
卫鑫也还有他的梦想。
2011年，行业的限制越来越多，国家的行政指令越来越狠，教辅被人日益看衰，连卫鑫本人也觉得，这个市场到头了。
他去卖茶叶了，2012年，卫鑫见新华书店和全国代理商朋友的时候，手里拿着一袋一袋的“芬吉茶”。据说，他们的聊天是这样的：
“卫总，咱们聊聊今年的五三……”
“别聊，别聊。我现在是搞茶叶的。来，尝尝好不好喝？我告诉你，世界上最好的茶，在中国。”
三年之间，净赚负1亿。
2015年，新华书店和各地经销商的朋友吹捧卫鑫说：“卫总，咱们家今年的茶，怎么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