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辅巨头沉浮录（1978-2018）(16)

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中，中国教育愈发呈现出一种“双轨制”的形态：素质教育之轨逐渐扬帆，应试教育之轨保持稳定。
因此，在承认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并不完全矛盾的前提下，或许应该做的，并不是要求教辅全盘“素质化”，而是在探索创新课堂的同时，在教辅行业已经形成了“产品导向、提分为王”的思想基础之时，让它们承担好在另外一轨上的重要角色。
叶圣陶的《中学生》和《阅读与写作》，自然属于素质教育的范畴，选材高雅。但不要忘了，当时能读到这本杂志的，都是城里人、读书人的孩子。而今日中国的教育，不再是知识分子家庭的特权，而属于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子女们，特别包括农村的广大青年公民们。
如果中国完全采用素质教育方式来考核升学，很可能就此关闭阶级跃升的最后一条通道。
今年3月，王后雄教授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评美国高校招生改革“新模式”》。他清醒地意识到：
“高考对社会的贡献……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作用，即作为一种重要的代际流动机制，承载着社会流动、保证社会公平和维系社会稳定的功能。在综合素质评价等软实力方面，学生材料的‘含金量’、参加测评的门槛、考生面试以及口语等方面表现与文化资本有关。
如面对考官泰然自若、侃侃而谈的能力可能与“见过世面”的经历息息相关，而且学生参加多所院校综合测评需要付出不少的经济成本。学生在奥赛、创造发明、小论文、科艺体美比赛的实力又与家庭经济实力、父母所处阶层背景、学校所在区域及其教育资源优劣等有关。
文化资本通常很难在正式的学校教育中取得，大多是通过父母较优越的社会经济教育背景所创造的家庭教育与资源来形成这些“综合素质”充当文化再生产的工具，一旦政策设计者忽略这一因素，就会使得考生资本存量的家庭差距通过高考制度的不平等代代相传。”
在这里，一本薄薄的、价格合理的、能让学生提分的教辅，或许也承担着维持社会公平、促进阶层流动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