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辅巨头沉浮录（1978-2018）(15)

“别跟我提茶！来，我们接着聊聊五三。我告诉你，今年的五三，有五大改版创新之处……”

比起做茶叶的理想来，还是卖点教辅书挣钱，才是更实际的买卖。
6、教辅之“迷”
过去四十年时间，在政策、技术、经济的多方影响下，教辅行业一共经历了这几个重大的阶段：
（1）恢复高考后，以计划出版为主时，一片混乱，大家拼销售。
（2）全民奥赛政策下，王后雄老师登台，在90年代初期点燃了“拼名师”的火种。
（3）国有体制和民营书商友好合作的时间内，任志鸿老师在90年代末登台，向大家宣布，一个名师的力量是有限的，更好的是“拼体系”。
（4）在国家限制“公私合谋”的情况下，卫鑫和《五三》在21世纪初亮相，说明：最厉害的教辅，要“拼提分”、“拼结果”。
（5）互联网教育公司在2014年左右铺天盖地地成立，宣称“要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来改造题库，让学生从多做题真的变成科学地做题”。
这么总结完，说句实在话，教辅这个行业，好像从来和素质教育就没什么关系。
这并非是批判之词。试想，中国的教育市场能没了《五三》这种几十元钱就能得来的对中高考研究深入的产品吗？当然不能，不是每个家庭都能负担起培训机构昂贵的课程费用。学生和家长抵制的从来不是一本物美价廉、能帮助学生提分的好教辅，而是胡乱编题、错误百出的劣质教辅。
有考试，就一定有教辅。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不可扼杀的供给。但是，当中国的高考制度整体保持稳定的时候，在教学和课堂上要求创新，应试教育的诉求反而会显得更为突出，因为上课教的和考试考的会存在难度不对等的情况。
有研究者说，动手实践、从感知出发、多多探究，这些在新教材中提出的理念自然很好。只是，学科的学习是一件需要深度的事情，离了基本概念和抽象原理，客观上也无法向学生交付难度足够的内容。那课堂内做不完的事，自然就留给了课堂外的教辅书和辅导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