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学｜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狂史》(2)

而我查到在16至17世纪的欧洲，遍布战争、大屠杀、恐怖事件还有瘟疫等。对于想要维持权力的统治阶级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不安因素。1656年4月27日，法国国王颁布诏书，提出要在巴黎建立“总医院”，来清除街头流浪的穷人和其他闲散之人。在这所谓“大禁闭时期”中，精神病人和穷人、乞丐、罪犯、妓女、老年人、慢性病人、失业青年等被一并收押。精神病人约占十分之一，被无限期 “禁闭”于此的概率却是最大的。
查到这里，它总共收容了6000人之多，可是仅配备一名医生。显然它并不是一所医疗机构。“可以说，它是一个半司法机构、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它拥有合法的权力，能够在法庭之外裁决、审判和执行。一个准绝对专制主义的权力，剥夺上诉权的司法权力，一个无法抗拒的行政命令，总之总医院是国王在警察和法院之间、在法律的边缘建立的一种奇特权力，是第三种压迫秩序。”
疯癫产生了“破坏性”与“威胁力”而被禁闭，是因为疯癫者的非理性吗？显然不是，是因为它的反劳作与非道德。疯癫者和失业青年、乞丐等被分为一类，没有给统治者生产价值，疯癫者更可能不受道德制约而成为统治中的不安定因素。禁闭正是用暴力压制那些反道德的社会因素，并迫使他们劳动。
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尽管这仍与理性无关，疯癫开始被列为城市的问题。
18世纪后随着疯癫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疾病而不仅仅是和其他不劳动者一样的“罪恶”，疯子被彻底异化，精神病院诞生了。精神病院的禁闭进一步制度化。在精神病院里疯癫以四种方式被“治疗”：缄默，隔断疯癫的圈层并使之与理性间不再产生任何共同的语言；镜像认识，使疯子通过观察其他疯癫者而观看自我；无休止的审判，使得惩戒与规训成为使疯人遭受制裁和获得悔悟的根本方式；神化医护人员，使他们以严酷的父亲与法官的形象代表着理性、智慧与绝对权威。
精神病院即是医生与病人统治-压制的权力结构关系。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福柯看来“始终无缘进入非理性统治的领域”。疯癫被理性视作异物而被排除、压制、消音和注视。
仅仅在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阿尔托这些哲人、诗人和艺术家身上，福柯看到了直觉、欲望、审美等激情爆发出反抗理性的力量，如划破夜空的闪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