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里滕豪斯案与极右暴力；没有工人的“微工作”(2)

根据研究极右翼暴力的学者亚历山大·里德·罗斯 (Alexander Reid Ross) 的说法，2020年5月至8月期间，白人“义警”至少袭击了抗议者64次，驾驶汽车撞向抗议者39次，向抗议者开枪9次；令人震惊的是，尽管暴力事件频发，但警方并未镇压右翼反抗议者。[3]根据《卫报》的报道，前联邦调查局特工迈克尔·格曼（Michael German）发现：在至少14个不同州，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和民兵组织已经“渗透”进入了警察部队。格曼指出，警察“允许”极右激进分子参与暴力活动，并且不会给予他们相应的惩罚。极右激进团体中的暴力分子认为，他们的行为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因此他们更愿意对抗议者采取暴力行动。
据《卫报》报道，里滕豪斯曾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明自己将以民兵成员身份保护当地的企业。[4]此外，里滕豪斯还参加了当地警察局的培训计划，该计划旨在教育青少年如何进行交通拦截、处理家庭纠纷和使用枪支等警务活动，其最终目的是将他们带入执法行业。[5]2021年1月，里滕豪斯曾与极右翼组织“骄傲男孩”成员合影，并摆出“白人至上主义”手势。考虑到极右翼组织与民兵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当地警方对于这些组织暴力行为的纵容，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年仅17岁的里滕豪斯会坚持自己是以“持有大型枪械”的方式来阻止“黑命攸关”抗议者。
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下的许多国家，官方警察部门不再垄断警务。普通市民会武装起来，自愿到小区巡逻，很多警察都对此表示感谢。某种程度上，这是过去制度化程度较低的警务模式的回归。亚利桑那大学社会学教授詹妮弗·卡尔森在长期研究枪支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后发现，警方对武装公民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定义与行为：“枪支军国主义”和“枪支民粹主义”。在“枪支军国主义”定义下，警方将枪支拥有者视为潜在的罪犯和“持枪坏人”，会对警察构成危险威胁，必须予以制止。一般来说，这就是城市警察部门对拥有枪支的黑人采取的方法。但在“枪支民粹主义”下，警方将枪支拥有者视为潜在的“持枪好人”，他们可以进行干预以阻止罪犯并保护无辜者。这通常是警察对携带枪支的白人男子（包括武装民兵成员和治安维持者）采取的方法。民兵组织与治安维持者自诩为“持枪的好人”，他们愿意介入并使用致命武力保护社区中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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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卡尔森质疑道，“‘我会保护自己、我的家人和我的社区’，这些说法听起来很不错。但问题是，谁才是社区的一部分？”社区的定义通常是基于种族与意识形态的术语，且具有排他性；而社区缺少包容性最明显的体现，则出现在定罪与执法时——执法者以“保护私有财产”和“白人至上”的特定社会和道德秩序为基础，对“他者”实施暴力打击，但这样的行为并不应该被视作执行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