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自由沈黎晖(4)

媒体常把沈黎晖的人生描述为从理想主义文艺青年向中年文化商人转变的故事，事实并非如此。他是那种六十年代末出生的北京孩子，标准体制内家庭，母亲是教师，父亲在音协工作。如果说后者对他日后的选择有过影响，那也是反面刺激：家里日复一日的“严肃”宣传音乐让他感到厌倦，他的青春期又和风气渐开的八十年代撞了个满怀。十四五岁时，沈黎晖接触到张蔷，1985 年来北京的 Wham! 又给他打开了西方音乐的大门。那时他听 Micheal Jackson、Prince、David Bowie 和 Duran Duran——都是些造型时髦、视觉形象出色的主流音乐人。
他说服父母同意自己从高中退学转考工艺美校，明面上的理由是那所高中太次，反正考不上大学还不如学学美术，实际原因则是听说美校天天都有跳霹雳舞的黑灯舞会。他机灵，精力充沛，靠着在补习班死啃一年数学和语文顺利考进美校，接着就进了校足球队踢左边锋，和“高年级的坏学生与文艺活跃分子”混在一起，加入了一支学校里已有的摇滚乐队。在那个新鲜事物快速涌入的时代，年轻人们根本没法把喜欢的西方东西对上号：乐队成员留着重金属乐队的大长头发，在 1986 年的校园联欢会上唱《We Are the World》。
环境是新鲜的，知识是刺激的。老师是些刚从美院毕业的学生，二十来岁，白天用埃舍尔和契里柯的画作颠覆学生头脑，晚上又加入舞会和学生们一起混。这并非一种遁世的艺术家态度，虽然暂时“活在一个独立的世界，和这个社会没有关系”，但在这所空气自由的八十年代嬉皮学校，没有人不相信未来属于自己。
那时的沈黎晖，在本子上一边模仿埃舍尔的“不可能物件”，画出机械结构的橘子，一边随手列下未来想做的事：电视节目制作、唱片公司、图书出版。“那时我的理想就是要做大事，当一个托拉斯。这个价值观从来没有改变。”
在校园里，沈黎晖成立了自己的乐队“清醒”。引领北京重金属风尚的“唐朝”的丁武也是工艺美校毕业，当时在美校当老师。1962 年生的他只比沈黎晖大六岁，但二人有一段截然不同的经历：丁武六岁时，军队系统的父亲下放到黑龙江的五七干校，七十年代才返回北京。他的少年时代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度过，和姜文一样，对那些“重”和“力量”的东西表现出天然兴趣。
但沈黎晖对重金属不感冒，他更喜欢 Sting、U2，更喜欢在台上穿西装打领带而不是皮衣。“清醒”走英式摇滚风格，清新自然，旋律上口，在美校第一次演出时，来看的学生就塞满了教室，“一黑板的粉笔字都被挤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