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自由沈黎晖(5)

“清醒”乐队，右二为沈黎晖
社会的成功标准也在改变。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那些转变，与其说是一次惨痛的打击，不如说是打了一耳光又给了个蜜枣，让那些渴望出人头地的年轻人知道拥抱商业是一条现实且有希望的出路——规则还没建立起来，正是他们大展身手之时。更何况，不同于先锋文学，西方音乐本土化虽然也是八十年代文化变革的产物，但它们新潮、轻盈，天生可以当作快消品。
沈黎晖从美校毕业时，身边混得最好的朋友是一个在鼓楼倒卖香烟的发小，他轻轻松松就成为了“万元户”。沈黎晖在父亲安排的单位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工作，一个月 180 块工资，既不能支持他的音乐爱好（一个厦华的 walkman 花了他 900 块，更别提做乐队了），也不能满足这个在校园里酷孩子当惯了的青年的自我预期。他托关系租来一台印刷机，又拉上卖烟的万元户朋友搞起印刷业。
生意在摸索中前行：沈黎晖找到单位主任，“我做印刷了，你给我介绍一个活儿吧。”中录正好要发行十五万张刘德华的大陆版唱片，主任便让沈黎晖帮忙印磁带封面。这种国企把任务承包给员工私人运作的九十年代办事方式按理说稳赚不赔，还有点国有资产流失的意味，但二十出头的沈黎晖办砸了：他倒腾半天也没让那台印刷机正常工作，只好又找了一家印刷厂印才交了货。不过他没有放弃，依然相信行业里有金子自己也能淘到。他在印刷学院租了台好点的机器，在纸库那边先拿纸后付钱，拆东墙补西墙。一番腾挪下来，到了 93 年前后，他发现自己的账上有了卖产品得来的 7 万元，却欠纸库 20 万元。
这场经济上的危机最终靠沈黎晖的急中生智和一直砸钱维系的乐队化解——“清醒”成熟的作品只有两首，不够出一整张专辑，他拉来几个别的乐队，一起录了张合辑《摇滚 94》。在那个摇滚乐在大陆还是主流音乐的最后时期，唱片光预售就拿了 15 万元。但沈黎晖却陷入了更深入的心理危机：
“我把自己当 rock star，我唾弃印刷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他妈不是我要干的行业，但我以为能赚到钱。我也付出，每天起早贪黑，五点起床坐长途车去大兴，因为那个厂子在大兴，出来后再打面的去买油墨，去拉纸。最后赔了 20 多万，你就觉得这世界不公平，为什么我他妈的那么拼命干，还是没有结果。乐队有了一点小名气，但未来好像也没什么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