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社会状况，可能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社会状况暗示我们，北欧文化近期的繁荣，可能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19世纪初，北欧社会始终萦绕着一种深刻的疑虑，即整个社会是否已过早地进入了自身循环的成熟期。就像一朵开败的温室花朵，这个社会眼看已濒临土崩瓦解的边缘。
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这些可怕事件被普遍认为是北方强权帝国自负的权力野心膨胀的后果。同样，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与工业增长可能会给社会的物质和道德利益带来恶劣影响。
对文化污染的敏感，对本性纯净的渴望，在18世纪末欧洲艺术领域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并没有减弱。相反，这股潮流在一些艺术圈子里愈发突显。英国社会异常流行对灾难性的帝国衰亡进行整体思考。
1808年7月，拿破仑战争进入高潮，本杰明·海登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个大胆的创作计划——在多佛（Dover）的峭壁上竖起一座巨大的"不列颠尼亚"雕像，"以高傲的身姿"俯视法兰西。这尊雕像象征着英法两国间巨大而崇高的仇恨，就像古代的迦太基与罗马。有朝一日，这座雕像将矗立于废墟中，提醒后人永远铭记英国人所宣称的高贵与气魄。
海登的同胞J. M.甘迪（J. M. Gandy，1771—1843）为建筑师约翰·索恩（John Soane，1753—1837）爵士绘制了一幅极具造诣的水彩画，作品虚构了一幅索恩刚刚建成的英格兰银行在未来的废墟景象。这幅画赋予索恩一种崇高的哲学气质，超脱于赞助人以及时代的种种浮华之上，丝毫不寄望索恩宏伟的建筑纪念碑能够永恒。

尽管这种宿命论幻想在英国最为流行，但也曾出现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艺术传统中。事实上，甘迪可能对巴黎画家于贝尔·罗伯特这位可能开创了废墟主题的画家的作品也有所了解。多年以前，罗伯特1796年第一次在沙龙展出了一对极为精彩的画作，一幅描绘了光彩夺目的卢浮宫大画廊，另一幅则是大画廊遭遇未知灾难后的废墟。
作品悲观呈现出人类虚妄的野心，对于一个大革命期间被囚禁，并目睹反对派自以为是的社会复兴目标逐渐变质的人来说，这或可带来些许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