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社会状况，可能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3)

要谨记这一点，学者将历史，尤其是艺术史，整体视为一种生物学过程，这在18世纪并不新鲜。它是瓦萨里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经典"表述的核心，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写下了精彩的一笔。
文化的生物学模式之重要性，并不体现在其内在的原创性，而在其产生社会影响的范围。热衷于深刻省思的精英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是，这一观念逐渐成了"公共"讨论热议的话题。
较为合理的说法是，之所以会发生各式各样改造18世纪末国立学院的变革，正是由于广大公众已经对艺术史有一定了解，逐渐渴望和要求改革。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18世纪末欧洲的艺术变革，是受利益集团驱使的特定艺术派别所为，这两种观点其实并不矛盾。
比如说，托马斯·克劳就提出，在达维特的时代，推动国家与宫廷赞助艺术变革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政府中的改革派"旧贵族"。而另一种看法认为，这种变革之所以能够实现，正是因为广大公众已具备一定艺术修养，欣然接受了变革的到来——这并没有削弱克劳的观点。

达维特作品
18世纪末法国社会普遍对之前的艺术表示反感，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现象，波及整个艺术市场。正如龚古尔兄弟所说，18世纪末，法国艺术市场整体厌弃了那些18世纪上半叶的艺术大师。
龚古尔兄弟形容当时是"一个惨淡的正确趣味时代"，艺术购买者对那些大师作品不屑一顾——仅仅一代之前，这些作品还被视为最伟大的时代艺术成就。夏尔丹的《工作室中的艺术家》（Artist atWork）和《花边女工》（The Lace Worker）仅售区区40法郎；而拉图尔名噪一时的卢梭画像，其亲笔签名复制品的拍卖底价，竟不到3法郎。
历史进步论著作在社会上频频出现，这使得人们开始翘首期待，一个堕落时代结束之后，理应迎来一个文化新纪元。某种程度上，艺术市场与广大观众已是满心期盼，甚至可以说在呼唤艺术改革英雄的出现，来率先发起艺术的复兴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