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六十年代的迟到者：黑人运动，美国的出走与带回(5)

在马尔科姆中弹倒地时，百合冲上前去，“我双手环抱着他的头，浑身颤抖”，和其他围在身边的人试图拯救他——这一幕被《生活》杂志在混乱中捕捉到，成为遇刺现场唯一的近距离照片。
尽管不少早年带有马克思主义激进色彩民权运动家（如陈玉平/Grace Lee Boggs）到了晚年都难以避免地被美国官方和主流的声音归结为光明、温暖而无害的“人权活动家”范畴，河内山依旧没有失去本色。1993年，72岁的百合赴秘鲁考察古兹曼教授领导的共产党游击武装“人民战争”（“光辉之路”）并从那以后为之公开辩护。甚至在2003年访谈中语出惊人：本·拉登帮助世界更好地看清了美国政府才是最大恐怖分子。这也难怪2016年她95岁诞辰时，谷歌将她的头像设为主页（doodle）的做法招致极大争议。这些争议从侧面让我们更好地认清“民权运动”这个概念本身潜藏的问题。作为那段历史通行的名称，这个不准确的说法有着去政治化的风险，首先，运动的民权（civil rights）面向只是历史大潮中早期的一部分，如南方黑人推动投票权从法律条文成为现实，及马丁·
路德·金为代表的运动诉求和斗争策略（黑人应当享有像白人拥有的那些可以由国家机器保障的实际的存在状态），而对于在中后期涌现出的对美国政治体制不合作、不信任、不参与的斗争立场则完全不能涵盖；其次，“民权运动”暗示着运动本身是一种对法律的践行，是既有的政治议程下的继续推进，是同质的政治体内部的完善的推进，从而在本质上是对一种政治的保卫和延续；可事实是，至少在特定的时间内，运动造成了美国严重的政治危机，其否定性和断裂性的政治实践开创了大量未经设想、未被安排、不在既有政治范畴内的新局面，其复杂性远非“民权”概念能支撑。今天当我们说“民权运动”时，应保持警醒（改变这一用语非本文目的，读者在文中将看见“民权运动”与“黑人解放运动”的交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