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理想影响两汉政治文化(2)

“太平”理论是汉代儒家礼乐秩序和王道政治的高度抽象化，这套绝对理想化的礼乐文化秩序适应了汉王朝的统治需求。“太平”理想凝聚了儒家的人文关怀，神圣的“太平”美景既可以在情感上激励汉儒群体为之奋斗，亦可以在文化上教化君主更改制度之流弊。其文化设计“圣王德—瑞应至—致太平”与制度设计“制礼乐—致太平—制作”（《白虎通》：“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为且用先王之礼乐，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相结合，为汉代政治改良和政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可供操作的实践方案。
第二，汉代改制运动转向“致太平”。“太平”是汉代君民的共同期盼，汉武帝亲政后即展开了以“兴太平”为目的的“改制”运动。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反复讨论了“兴太平”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建太平之道”的相关措施。“天人三策”之后，理论化的“太平”理想转化为“更化—兴太平”的治国方略。
汉武帝是“兴太平”的第一人，此后，“兴太平”成为当政者的重要政绩标准。然而，随着“更化—太平”的深入推进，汉儒的建言献策无不以“兴太平”为由，当时“诸生对册，殊路同归，指在崇礼义，退财利，复往古之道，匡当世之失，莫不云‘太平’”。儒生群体情绪高涨，“太平”理想的乌托邦色彩愈加凸显。汉宣帝曾利用大量的人造“祥瑞”来安抚儒生，但收效甚微。西汉后期出现了更严重的社会危机，于是儒生把危机的缘由指向了汉代的最高统治者，“更化—兴太平”转向了“更受命—致太平”模式。
“更受命”又称“再受命”。自西汉中期开始，“更受命”言论频繁出现，虽然多人因此被下狱治罪，但“更受命”之风并未偃旗息鼓，在汉哀帝时得以变相实现。汉哀帝听从夏贺良的建议，下诏曰：“惟汉兴至今二百载，历纪开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夏贺良的建议之所以能被采纳，是由于他提出的“更受命”主张并不要求君主真的让贤禅位，而是“改元易号”即可。这一举措虽然有安抚儒生情绪、稳定民众心理、摆脱信任危机等方面的作用，但并未弱化“汉历中衰，当更受命”的群体意识，也无法彻底削减儒生对未能实现“太平”的强烈不满。王莽辅政后，汉儒终于迎来真正的“致太平”运动。王莽登上政治舞台的过程就是其“辅政致太平”的过程，“致太平”与“更受命”思想相结合，帮助王莽完成了西汉最彻底的“改制”运动——“汉新嬗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