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理想影响两汉政治文化(3)

西汉中后期的“致太平”改制运动是汉武帝“更化—兴太平”之道发展的必然结果。西汉末年的政治危机迫使统治者不断通过“更化改制”协调“太平”理想与现实危机之间的矛盾，汉哀帝为了呼应“更受命”实施改制是其一，王莽通过“更受命”方式实现禅让是其二。不过，“太平”理想的乌托邦色彩又使得其为了持续吸引众人的目光而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故而最后终有破产之时，王莽新政的败亡在一定程度上与“太平”理想的破产有关。
第三，东汉“太平”思想呈现神学化。东汉君臣普遍熟知儒家经典，也很重视“致太平”的治国理念。与西汉不同的是，东汉统治者对“太平”的追求较为理性，不再像西汉时那样高谈阔论，更没有通过“制礼作乐”来粉饰太平。
东汉统治者对“太平”理想保持了较为理性的态度，但民间社会对“太平”的热情却十分高涨，主要表现为以《太平经》为代表的原始道教教义的成熟和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致太平”社会运动。原始道教与“太平”思想渊源已久，西汉甘忠可所造《包元太平经》与东汉宫崇所献《太平清领书》通常被认为是《太平经》的底本。《太平经》不仅提出了“太平元气”论，还创设出了神人、真人、帝王、百姓四类等级秩序。道教把“致太平”视作各个等级的共同使命，神人掌握“致太平”之道、真人传授此道、帝王实践此道、百姓拥护此道。除神人、真人以外，还创造出一些无法准确排序但带有“太平”的神灵，如至上神“太平金阙帝晨后圣帝君师”，此神“号太平真正太一妙气、皇天上清金阙后圣九玄帝君”，还有“太平君”，据说“大太平君定姓名者，李君也。以壬辰之年三月六日，显然出世。
乘三素景舆，从飞軿万龙”。这些“太平神”集圣人之德、帝王之位、仙人之像于一身，把儒家、道家、神仙家、民间巫术等内容融为一体，全部付诸“致太平”理想之中，使其充满了神秘感，神学色彩极为浓厚。
神学化的“太平”思想主要流行于下层民众之中，带有宗教“末世论”特点。“末世”情绪与“太平”理想相结合，提升了“太平”教义对民众的吸引力。原始道教把“太平”当作理想社会，现世就成了急需改造的“末世”。随着东汉末年社会危机的加深，信奉道教的教徒们渴望出现拯救“末世”、实现“太平”的救世主，“致太平”思潮成为黄巾起义爆发的主要推动因素。黄巾起义的十六字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凝聚了起义民众最强烈的诉求与愿望，也体现出了汉代长期流行的政治理念。“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隐含了“更受命”的革命精神，“岁在甲子”表达了汉代“重元更始”的自新观念，“天下大吉”则体现了对“太平”理想的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