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眼看丨当代网络同人写作中的革命叙事——以《伪装者》和《悲惨世界》同人为例(5)

然而，新自由主义逻辑支配的世界并不能保证这些同人作者对最早根植于十九世纪产业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有深刻而切身的体认，将当今国际社会文化语境中大行其道的民族主义话语替换为阶级话语时，往往充满了不确定和犹疑。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早在192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就对如何融入无产阶级革命，怎样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出身和情调，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有着一以贯之的焦虑。这种不断地在无产阶级写作中寻找知识分子言说的视角和合法性的实践在“文革”之后便中断了，类似的焦虑感在冷战结束、阶级话语不再受强调的当下早已无迹可寻。
在当今的网络写作中，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对社会阶级结构的理解处于一种近乎故意的缺位状态，一掷千金任意妄为的“霸道总裁”成为某种流行的理想男性，或曰理想爱情对象的标准。即使在网络文学写作中有对于“天下”和“私情”之间关系的探讨，也多落脚于前现代帝王将相的想象，少有现实社会关涉，或者即便有，也往往建立在认同统治者的基础上。4
这种普遍的认同模式导致很多同人写作者在讨论革命历史话题时经常将“潜伏着的精英”和“被拯救的无知无识的大众”对立起来，着力刻画前者受到后者的冤枉，并强调前者作为“英雄/救世主”被坦然遗忘的悲情感。楼诚作者（也就是专门想象和写作明楼和明诚之间同性爱情故事的作者）为了刻画二人的伟岸英雄形象，也多有写到二人在多次政治运动中遭到不公待遇，甚至含冤而死的情节。需要了解的是明楼其人在历史上有原型，是日占上海时期同时在日伪政府、中统、军统、青红帮和共产党地下党有身份的五面间谍袁殊，他因为和潘汉年的关系，在反右运动中入狱，直到“文革”结束方才出狱。
这样的历史事实自然会影响同人作者对人物命运和前途的解读。然而在同人写作中，令人不适的并不是依照原型人物的命运，将故事推向必然的黑暗结局的叙事惯性和惰性，而是其中包含着的道德高下区分，对“被冤枉侮辱的救世主”和“愚昧的群众”之间二元对立的构造，以及将这种道德区分和阶层区分关联起来的叙事模式。
这样的倾向在有意识地加入其他人物的写作之后会有很大的改善。在同人写作中，仍有很多作者或开掘原文本中的底层民众形象，或塑造鲜活的原创民众人物，这些带着善意和感情创作出来的人民大众形象，既呈现出当下的“底层关怀”，也回应着共和国前三十年的“阶级意识”。她们对早期共产党员身份和信念的体认，以及全民抗日时同仇敌忾的精神的认知，都让她们不能像《伪装者》的原作一样，把眼光和笔墨全部倾注在豪富之家的间谍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