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复仇女神

1787 年，一位老人在穆兰附近的一家旅店里正处于弥留之际。他是狄德罗的一个朋友，在思想上深受这位哲学家的影响。当地的牧师对他束手无策：这个好人拒绝牧师为他做临终祈祷，说他是个泛神论者。德罗勒朋先生恰巧路过此地。他是什么都不信的一个人。他同穆兰教区的司祭打赌，说他用不了两个小时就能使这位病人再度皈依基督教。牧师同意与他打赌，但他输了：凌晨三点交给德罗勒朋先生处理，五点时病人就忏悔了，七点与世长辞。牧师说：“你一定是能言善辩，胜过我们这些人多矣！”德罗勒朋先生回答说：“我并没有说服他，我只是让他对地狱产生恐惧而已。” ——让 - 保罗·萨特：《恶心》
正当抽象表现主义被用作冷战武器时，美国又发现另一种更加强大的武器，那就是上帝。道德律中的宗教信仰早已被供奉在 1789 年通过的美国宪法之中，但是直到冷战的高峰时期，美国才发现在祈祷时高声呼喊“和散那”竟是那样的有用。上帝无处不在：他在一万只气球里。1954 年执行过一个《圣经》气球计划，把《圣经》装进气球里，让它们飘向铁幕的后面。1954 年 6 月 14 日国会通过的一个法案打上了上帝的印戳，该法案规定在效忠宣誓的誓言中加上一句话：“上帝之下只有一个国家。”据艾森豪威尔的解释，这句话再次确认“宗教信仰始终贯穿于美国的过去和将来；这样，我们将不断增强我们的精神武器，这种武器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时，都将永远是我国最强大的力量。”1956 年，国会规定在美钞上印上“我们信仰上帝”字样，从此这句话成为这个国家官定的格言。
“既然上帝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现成的千年计划，我们为什么还要制定什么五年计划？”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按照这个逻辑，基督教服从上帝制定的律条是永恒的传统，政治品德也要服从这个传统。通过祈求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的保佑，美国的命运就此获得了上帝的认可。
美国人就像格罗顿学校里的孩子们一样，受到有关上帝的宠儿的教育，让他们懂得“在历史上，所有的宗教都对战胜敌人的人荣宠有加……《可兰经》《希腊神话》《旧约》……都说杀死敌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有关杀死敌人的目的和手段还是有一些限制的。如果你追溯希腊文化，读一读修昔底德的著作，就会发现你对其他与你同属一种文化的希腊人能做什么是有限制的，但是对于波斯人，就没有任何限制了，因为他是野蛮人。”
宗教性的责任为艾伦·杜勒斯这样的冷战斗士提供了动力。艾伦·杜勒斯是在长老会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他就喜欢引用《圣经》作为其用间谍的依据（约书亚就曾派遣间谍进入杰里科）。1961 年中央情报局迁入位于弗吉尼亚州规模庞大的新址时，杜勒斯就让人在以天文学家兰利（Langley）命名的兰利大厅的墙上镌刻他喜爱的《圣经》引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亨利·鲁斯是传教士的后代，他也喜欢从《圣经》的内容中汲取力量，“基督教伟大的前途就在于：探索，然后你就会发现……而这种前途和前提就是美国立国之本。”鲁斯很少星期日不上教堂或晚上睡觉前不跪下祷告。鲁斯的妻子克莱尔·布思·鲁斯在女儿 1943 年死于车祸之后改而皈依罗马天主教。她改变宗教信仰这件事当时是美国媒体上最大的新闻，以致引起一些喜欢说三道四的人的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