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复仇女神(2)

有一则广为流传的笑话是这样的： 鲁斯夫人在担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期间，曾与教皇有一次有关教义的争论，教皇打断了她的话，提醒她说：“不过，夫人，你知道我也是天主教徒。”她还夸耀说在 1952 年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时，她说服了他， 使他成为长老会教友。
一位早期的传记作者写道：“鲁斯强烈地希望他能为提高国人的素质尽力，其动机无关利益和个人荣誉。他坚信他知道什么样的信仰对 美国人有益，于是他就按照这种虔诚的信念行使自己的权力，尽管人们 并不一致认为他的信念就是正确的。”他坚信“美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同心协力，其直接原因就是这个国家的宪法中明确规定要依靠上帝”， 他认为，“除了古代以色列之外，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按 照上帝永恒的意旨行事。”在鲁斯看来，冷战是一场圣战，在这场圣战中，时代公司应为在全世界击败共产主义这一压倒一切的目标和意图尽力。有一次他向时代公司的经理们发问：“这是不是民间战争的宣战？如果是的话，那么这种民间的宣战是否可能不合法，而且有点疯狂呢？ 也许是吧，不过这样的非政府间的战争在历史上是有很好的先例的。”除了十字军讨伐中的雇佣军和弗朗西斯·
德雷克的私人船队外，还有什 么可以引用来与之相比呢？
鲁斯最偏爱的神学家是担任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荣誉赞助人的莱因霍 尔德·尼布尔，此人在冷战问题上却是一名“实在论者”，他认为在政 权机构中最重要的是有意识地保持权力平衡，外交政策则应由精英权力 机构负责，他人不得插手。尼布尔本人当然是这个精英群体中的权威性 人物。另一方面。马丁·路德·金却宣称从他那里领会了“罪恶的宿根”。尼布尔在神学方面为《时代》和《生活》杂志的读者端出来的却是自由 主义“大餐”，因而获得了悉尼·胡克的赞同。胡克赞成重新提出“原罪” 的教义，以此作为政治工具，使“上帝成为国家政策的一种手段”。随着宗教上的责任渗入冷战的每个重要领域，20 世纪 50 年代整个美国的权力机构似乎只有一个一元的基本观点作为其政策基础：人类的未来将取决于“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即否定上帝的一方和信奉上帝的一方之间 的斗争。
”杜鲁门总统曾警告说：“我们在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上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一个要暴政还是要自由的问题……而且更严重 的是，共产主义是否认上帝的存在的。”这种观点把世界上各种复杂的关系简化为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的斗争。炮制出这种观点，意味着这 种“非黑即白”的美国外交政策明显地拒绝逻辑思维和理性思考。1916 年， 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在其著作中对这种主宰历史进程的曲解哲学化地描述为：“经久不变的想象被认为是知识，有条有理的幻想成了真理，自成系统的意志则被称为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