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复仇女神(3)

在年轻的传教士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的理论中，那种光明与黑暗、信仰上帝与不信仰上帝的区分已经不见了，他把杜鲁门的警告又推进了一步，声称“共产主义……一定有撒旦在为它出谋划策……不然怎么每当关键时刻都能让我们受骗上当呢？一定是撒旦赋予了他们超自然的能力、智慧和知识，除此之外，我想不出还可能有别的原因。” 诺曼·梅勒则作出了不同的判断：“美国在政治上最深层的病因就是她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国家。”
正是在这种宗教性的教条主义气氛下，麦卡锡参议员才能大行其道。在《严峻的考验》（The Crucible ）一书中，亚瑟·米勒把二百年前发生在萨勒姆的搜捕巫师行动和麦长锡时代相提并论，以此说明虽然时隔两个世纪，“两者都犯有同样的过错，那就是只要对立面说这个世界是正常的朗朗乾坤，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格格不入和敌对的情绪。如果不犯这样的过错，20 世纪 50 年代对赤色分子的政治迫害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能量。”这两次大审判的主要共同特点都是根据当众忏悔来定罪，不仅要求被告“供出他的同谋，并谴责指使他的魔鬼主人，而且还要用令人厌恶的过时的誓言来保证他已幡然悔悟、改过自新，这样他才能重新做人，加入由最清白的人构成的社会之中。”麦卡锡的非美活动调查奇特之处在于他们对证据并不十分有兴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 考验证人是否诚实。
莱斯利·弗德勒同他的朋友欧文·托里斯托尔一样， 早在 50 年代初就发现了这种宗教因素，他把这种过程描述为一种象征性的宗教仪式，他说：“忏悔本身并无价值，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忏悔， 我们的自由主义就不能从只讲清白发展到还要承担责任。”
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充分利用了公开忏悔的象征意义。伊莱亚·卡赞1952 年在麦卡锡的非美活动审讯中供出了同谋，由此他获得了奖励， 让他加入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愿意为他而进行战斗。卡赞 的“演员工作室”受到奉行强硬路线的反共派的攻击，索尔·斯坦因（Sol Stein）便以耶稣会的精神站出来为他辩护，他强调说卡赞在戏剧界恰如 其分地履行了其“反共的责任。戏剧界政治上落后，具有传教士的精神， 他们更加重视同行的兄弟之情。他们用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在我们的 国土上为苏联的外围机构服务，实际上是增强了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的力 量。”斯坦因分析说：“我们本应让过去与共产党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人， 有机会把他们的精力转向真正的反共事业，如果这并不违背他们现在的 信仰的话。”他还说，应该让卡赞有足够的空间，让他给那些“政治上后进的人一些机会来弥补他们以往的过失，这样，他们才能在我们反 对共同敌人的事业中发挥他们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