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逝世30周年：一个“乡下人”的爱情书写(5)

“沈二哥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不像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哦，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快70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诚如海明威所言：“最好的写作一定是在恋爱的时候。”新婚中的沈从文，迎来了写作的一次大爆发，《边城》、《月下小景》等一批代表作陆续发表，沈从文很快成为京派作家的重要成员。然而，任何美好的恋情，尤其是建构于文字与想象中的爱情，一旦进入柴米油盐的婚姻，神性的部分渐渐褪去，现实的生活则未必尽如人意。何况，沈从文生来便极富感情，是一个在“偶然”的降临中随时会“情感发炎”，因而需要通过文字来场“情绪的体操”的人。
“他呢，是一个血液里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生活里任性习惯太多的男子。”沈从文写于1936年结婚三周年之际的小说《主妇》，读来不乏对妻子的歉意与忏悔。
除了性情上的因由，更重要的是，沈从文在书写中折射出的爱情观念，在面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择取时，往往显得难以自洽，极为挣扎。简单而言，他一面讴歌苗寨传奇、军士水手妓女那富有悲剧性与生命力的爱情，讥讽嘲弄都市男性在“文明”的压抑下失去爱欲活力的“阉寺性”，一面却不得不在情感与道德的冲突下，陷于无法自拔的压抑之中。他赞美着翠翠（《边城》）、三三（《三三》）这样温柔淳朴的乡间少女，实际却爱着张兆和、高青子这样的摩登女性，这与他的自我认同可堪类比——自矜于乡下人，同时努力成为一个绅士。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学者赵园的那句话：“沈从文是一个缺乏悲剧感的人。”
野性与阉寺性
在早期写作中，沈从文对湘西背景的故事，有一种炫奇式的展览，这当然不是说，他在小说乃至散文中讲述的本事并不可信。事实上，沈从文对文学的真实向来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写于1942年的《水云》一文中，这一观念被概括为：“什么叫作真？我倒不大明白真和不真在文学上的区别，也不能分辨它在情感上的区别。文学艺术只有美与不美，不能说真和不真……精卫衔石，杜鹃啼血，情真事不真，并不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