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医学院进入早期“文凭社会”(3)

《医院革命》（New Amsterdam，2018）第一季剧照。
如果一名年轻人跟当地医生做学徒，然后就可挂牌行医，那他为何还要花这笔钱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医学教育可能确实帮助了那些专心听讲、参与解剖的人。在波士顿、费城和纽约这样的城市，医学学位能吸引富裕病人，因为在这些城市，文凭更重要。
内外科医生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与哥伦比亚学院、纽约医院和城市的医学精英有着密切联系。1856年，它搬进第23街和第四大道拐角处一栋砖与褐石结构的大楼，里面有空间充足的教室、一间外科手术剧场以及一处有25张桌子的解剖空间。没有什么能比这次搬迁更好地反映其崇高地位了。其宣传册夸耀说，房间内取暖用的是热风炉，照明用的是煤气，还用上了克罗顿河里纯净的水。建这栋楼共花费九万美元巨款，全部由在那里任教的教授出资。
这些教授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很耐人寻味。内外科医生学院长期以来招聘的都是在医学界声望卓著的教师。有幸在那里教书的人，一般都会待到退休或去世。这一职位既能保证从学费中获得稳定收入，又可私人执业，吸引了纽约上层人士。不足为奇的是，尽管招生人数稳步攀升，但教师职位的数量始终稳如磐石——固定在七八个。排他性自有其回报。
在这些年中，没有哪位教师比瓦伦丁 · 莫特医生更为杰出了，他后来创立了纽约大学医学院，成为贝尔维尤未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世纪40年代的贝尔维尤医院。

莫特：
一位医者的声名鹊起
美国医学史家认为，莫特是当时最卓越的外科医生。他同时代的人则更进一步。“这个男人是众人的父亲，”一位对莫特的教养无比崇敬的仰慕者这样写道，“他敦厚，温顺，心灵纯洁，言语谨慎，衣着整洁，身姿挺拔，行走时像个敬畏上帝的人，尊重同胞的权利和感受：总之，是一位完美的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