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党学党史！数万青年为何冒着风险奔赴延安？(2)

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1943年12月22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抗战初期到延安的（包括到抗大学习的）知识分子共四万余人，不包括西北局系统。这个数字来源比较权威，几乎所有研究者都使用这一资料。这里所指的知识分子，并不包括所有奔赴延安的青年，可能青年的人数要超过此数。目前还没有关于这四万青年来源的系统研究成果，如具体的各省分布、出身比例、职业比例等。目前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从各种回忆录、传记、日记等相关出版物中，大体上呈现出相对清晰的轨迹与轮廓。
从家庭出身来看，有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如黄华、何其芳、周扬等；有出身于富农家庭的，如何方、张腾霄等；有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如吕骥、丁里、陈学昭等；有出身于小业主家庭的，如田家英、光未然、沃渣等；有出身于华侨家庭的，如何干之、李凡夫、莫邪等。有出身官宦世家的，家世较为显赫，家境殷实。也有的虽然家道中落，但家庭条件还是比普通人优越。例如，后来曾经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中组部副部长的李锐，其父亲李积芳民国二年（1913）出任国会众议院议员。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原名李生萱，其父李日垓，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曾经担任过云南省民政司长、内务司长、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著名记者胡绩伟，其叔祖父胡素民、其大伯父胡驭垓都是同盟会会员，胡驭垓在保路运动中被端方杀害，胡素民在辛亥革命后出任四川省议员。胡绩伟在自述中称：
“我家出了两位国民党元老”。丁玲，原名蒋冰之，祖父做过大官，父亲蒋宝黔虽然早逝，但母亲精明能干，担任过女子学校的学监，家庭条件比较优裕。邓友梅的父亲邓宝珊，时任第二十一军团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此外，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不少人出自名牌大学。如清华大学的韦君宜、燕京大学的黄华、北京大学的何其芳、上海大夏大学的周扬、武汉大学的李锐等。从职业分布来看，主要是青年学生、年轻教员、留学生及爱国华侨、归侨等。
数万青年排除万难，甚至冒着巨大生命危险奔赴延安：画家王式廓离开条件优厚的武汉，在一路发生严重疟疾和高烧的情况下，从西安步行前往延安；著名画家华君武，瞒着母亲，在朋友帮助下，从上海出发，经过香港、广州、汉口、重庆、成都、西安，最后到达延安。有的青年到西安后，徒步八百里，在风沙弥漫、雨雪交加、骄阳酷暑中艰难前行；有的青年沿路遇到国民党设立的封锁线，不少人遭受扣押；有的青年患上痢疾等疾病，带病前行……尽管各有各的困难，但却无法阻挡青年奔赴延安的决心和抵达时的喜悦：漫画先锋张仃在1938年到达延安时激动地在地上翻滚，亲吻着延安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