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文学科走向萧条，是时候重估“无用之用”了(13)

电影《六场危事》（Crisis in Six Scenes 2016）剧照。
英国有个同行提出召开一次会议，以从该国的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中筹得资金，用来研究目前欧洲国家中君主政体的诸种含义。这项提议被驳回了，理由是它没有阐明“影响力”。当她质询什么是这种会议所需的“影响力”时，审批者说，所有这类会议都必须展示其研究结果可以运用于当前政策；实际上，他们的网站明确声称这个“影响力”指“卓越的研究给社会和经济带来可论证的贡献”，并附言可以通过论证其生成的知识能够如何“转化”给学界之外的个人和群体，来评估这一“贡献”。
她的反应是，指出这次会议将有助于推动君主制的倒台，但她潜在的资助者并不动心，于是项目没有通过。而其他的结果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吗？荒谬的是，对她来说，在这种情境下声称具有影响力将立即为她招致其他形式的批评，比如说，学术被意识形态的目的扭曲，尤其是往往与人文学科相连的英美左翼人士的意识形态——我得说，没有理由这么做。
当然，我想说，也确实在说，人文学科事关重大。但一旦我们这样说，我们就不得不展示我们所说的重大是什么意思，于是我们就陷入了既艰难又无价值的分歧。

电影《教授》（The Professor 2018）剧照。
如果我们采取哈芬的观点，说我们必须以工具性来衡量价值，那就是将前述的那种衡量体系接纳为最有意义、最恰当的。但是我认为他所阐述的是，我们总体上不能避开对工具性的思考。困境是：我们很可能认为，我们必须遵循这些要求本身所包含的标准，以提供令人满意的回答，来获得我们所需的资助，不论它们来自内部分配、投资收益、政府拨款、私人捐助者慷慨出资，还是来自针对公立研究机构的政府财政预算。如果我们过于服从——也就是，彻底服从——我们就是在冒着弃置人文学科首要职责的风险，此职责即批判性地思考衡量模式和评估方案，以揭示哪些是正当的，哪些是真正适合其评价对象的，哪些是由学界引进和维护并在人文学科中传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