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我们来谈谈“安乐死”(2)

安乐死真正与医学发生联系在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彼时病理解剖学建立，临床教学开始推行，牛痘接种等预防医学手段也改善了人们的健康水平，医学已然帮助人们获得更长的寿命。
生命的旅程注定有一个终点，人们发现在生命的末期，医学手段人为拉长了死亡的过程，反而平添许多痛苦，有人提出必要时“借着医学科技的干预，直接加速死亡的到来”。
“安乐死”的出发点是人希望主宰自己的生死，围绕“人是否有选择死亡的权利”话题，法律学者、伦理学家、医生，甚至宗教人士均加入讨论，争议从未间断。

《安乐死和医生协助自杀——赞成和反对的论证》。｜网络图片
与此同时，“安乐死”的践行者一个又一个地出现在地球上的不同角落。
且不说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美国电影《死亡医生》和西班牙电影《深海长眠》，单是2018年就有两例轰动世界的安乐死案例。
2018年5月10日，104岁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大卫·古德尔赴瑞士接受安乐死，原因是这位出生于1914年的科学家觉得自己活得够长了。
“家人围坐在身旁，喝完药倒在儿子的怀中沉睡过去，”同年6月7日，中国台湾著名节目主持人傅达仁在家人陪伴下前往瑞士，实施了安乐死，结束了长期的胰腺癌晚期痛苦。
在一系列名人效应下，人们似乎越来越能讨论和接受安乐死。
温州医科大学健康与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婵娟2017年分享过一组调查数据显示：医护人员对安乐死的支持率高达95.4%，84.27%的公众赞同安乐死，但如果当亲人遇到类似的情况，有64.8%的人选择不同意，城市的支持率是78.5%，农村高达87.62%。
看起来，安乐死已经有了足够的群众基础，可是它从来就不是投票就能表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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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的模糊边界
道德和法律上的争议是安乐死至今得不到大多数国家认可的重要原因，人们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安乐死的边界非常模糊，范围可大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