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漂流》前“低欲望”社会的狂热与孤独(4)

作者将日本住宅的变化置入消费社会的大背景下，他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判断：“住宅的定义，正逐渐由家庭成员与社会或超自然的交流场所，变成为了争取更多社会生产力而筑起的功能性斗争要塞。”而这种设计，本质上服务于当时日本社会“事以扩大与效率为原则”的方针。
拐点 消费狂热后的倦怠
当消费达到饱和、内需停滞，消费文明体系下的民众开始倦怠。于是，年轻人开始无精打采、昏昏欲睡，大街上出现“促进消费公司”、“供给过剩公司”，电视节目开始拍摄反映颓废人生的电视剧。大众并不愚蠢，大众看破了消费的路数，但站在消费文化的饱和点上，大众困惑的是，自己该如何克服与日俱增的虚无感？
藤原新也以1980年为转折点，讲述了日本社会的变化。他举了田园调布（位于东京都大田区的高级住宅区）、反核运动、宪法阅读运动等例子，说明随着经济热潮的消退和消费文化的饱和，日本人不但愈发孤独，对既有现象的怀疑情绪也日益浓重。在这个固化社会里，都市人反而像一个个无根的漂泊者。而这幅图景正是低欲望社会的前兆。
就在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兴起了行善风潮、《日本国宪法》热卖、卡拉OK现象等，揭示了弥漫在日本青年人群中的“空虚感”。对于行善热潮，藤原新也直言不讳道：“大众对行善运动的热衷以隐恶扬善、拯救人类为名，却不知不觉将生活中的自我救赎当成了他们的目的——这便是我假说的结论。”生而为人，缺乏精神支点，被有罪意识笼罩，渴望被拯救，这是埋藏在日本青年中的微妙心态。而行善反而成了个体赎回自己意义感、消解“被害妄想或加害妄想”的方式。
商业集团迎合了日本市民的这种心态，以爱、和平、正义、善良之名，制造各种消费途径，诱导市民吐出自己的存款。部分人跳入了这个消费陷阱，但也有不少日本人，却彻底厌恶了资本家的手段，对刺激消费的方式提不起兴趣。甚至，他们对结婚、生育也表现出背离的态度，日本青年人开始涌现出“独身潮流”，低欲望社会由此现出端倪。
讽刺的是，由于文章触犯了部分商业集团的利益，藤原新也在当时的报章杂志上的连载被无情腰斩，他在书中无奈写道：“我的文字与照片触犯了批判商业手段的禁忌。”
阅读《东京漂流》，让我想起了作家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尽管前者文本更为轻盈，但它们给予我的阅读感受很相似。《东京漂流》不是散碎的杂文集，也并非一板一眼的论文式著述，它像一部作者的回忆录，融汇了他的亲身经历与东京不同时期的典型实例，在再现历史的基础上解读日本的变化。这本八十年代末的作品，今天再读，它对消费主义、个体困境和资本社会的批判与分析依然尖刻和到位，无意中也点出了当前中国青年人面临的精神危机，如果把书中的地名、人名置换，日式句子改一改，它倒真像是一本映射当下的读物了。
□宗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