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村的消逝：世界主义的昨天、今天与明天(3)

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百家齐放在中世纪的欧洲变成了一家独鸣，世界主义也从古希腊“否定性”的世界主义变成了“肯定性”的世界主义。基督教世界里有两个城市——“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世俗之城”的人遵循着世俗的规则和习俗，而“上帝之城”的人践行着上帝的教诲。“上帝之城”不仅是整个世界的，而且是整个宇宙的。
这个“肯定性”的基督教世界主义充满了理论困境。一个奉行基督教教义的世界主义的确为信奉者们提供了更肯定的价值导向和行为准则，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悖论——加了某种特定价值观的“世界主义”还是世界主义吗？那不信仰基督教的人们怎么办呢？当代世界或许仍有基督教神学家在试图证明只有基督教才是普世的，但这无论是从现实还是学理层面都很难令人信服。
同时，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基督教的世界主义还是一种地域性的价值取向：它是源自地中海东岸和欧洲、在古希腊罗马语境下产生的一种具有普世性和全球影响力的“文化”。但它也只是一种文化而已，并没有成为这个星球上所有人都信奉和内化的“文化”。

第欧根尼与亚历山大大帝世界主义的今天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下的欧洲对世界主义的言说和我们当下的思考很像。不少欧洲作家和商人在欧洲各国迁徙式居住，有些人甚至自豪地宣称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为任何一个国家负责。这种近代欧洲的世界主义和“第欧更尼式的”世界主义有着明显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其加入了一个阶级的成分——衣食无忧、具有“世界性”才能和资本的资产阶级和“准资产阶级”在欧洲大陆（甚至跨大西洋的欧美大陆）“自由迁徙”。
这种世界主义和世界公民的阶级性与当下惊人相似。谁可以在全球自由迁徙？别说普通民众，连每年可以跨国旅游的中产阶级都无法做到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和当下部分左翼学者把世界主义看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原因：只有具备资产阶级经济基础的“世界公民”，才可以实践在现当代世界的迁徙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