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村的消逝：世界主义的昨天、今天与明天(5)

如果说从纯道德哲学的讨论中我们无法得出世界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不为任何地方和国家负责，而为整个世界和人类负责）的合法性的话，那我们同样也得不出世界主义的不合法性。更进一步看，在上文所述的四种价值取向中，自由主义最能接受世界主义的核心内核，道家次之，儒家和社群主义甚至与之直接冲突。
世界主义的未来
在中国学界和中国社会，近年来一种“新天下主义”论受到追捧。简单来说，大部分言说新天下主义的学者似乎在用一种隐秘的方式证成及推崇一种新的“儒家”天下观。即，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里就有“天下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求同存异”等思想，这种思想再加以理论化不就是未来社会的世界主义吗？
而事实上，“天下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求同存异”并不是儒家哲学的核心思想。其核心思想是孔子的“仁义礼智信”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孟子的“性善说”“义利观”和“社稷民君说”，是宋明儒学的“理和心”。如果持新天下主义论的中国学者可以从“四海之内皆兄弟”中构建出一种新的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话，那它就是一种新的世界主义，似乎比自由主义更支持世界主义的核心理念——不为任何地方和国家负责，而为整个世界和人类负责。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部分当代学者（如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试图为这个新天下主义/世界主义浇灌一个儒家的道统，并认为这个中国的“天下”比当下的（西方的）世界观念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但在这样一个儒家伦理体系下的“中国的天下”，世界、国家和家庭的张力要如何调和？世界秩序、国家权威和个体自由又要如何调和？一种儒家文化的世界主义，很可能落入与基督教文化的世界主义相同的理论困境。既然都是地域的、群体的、加了某种特定价值观的文化，那又如何可以是整个世界的呢？这个由中国定义的世界主义理想的内核是儒家道统吗？
在中国学者高扬中国的“天下”大旗时，西方学者普遍在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进行后殖民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如前文提到的福柯）。这种中国的“立”和西方的“破”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幻觉，即未来的世界在中国（东方），未来的思想也在中国（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