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活着，我作证”

□ 张宗涛
文荟
城市日趋过密，乡村日渐过疏。米寿之年的阎纲先生却决然由首都回到家乡礼泉，在距出生地阎家什字数千米的一家颐养中心安营扎寨，并宣言：“老汉不走了!”
初闻戚戚。一个八十八岁的老人，孑然一身，远辞儿孙，所为何来?顿生挂念。
先生于我有恩。1996年炎夏，我选编十二卷本《中国当代小说精品》时，为请盛名如炽的先生作序，特去求助先生的堂弟阎庆生老师。阎老师是我的授业恩师，闻言说他正好赴京，可以当面陈情，但阎纲先生轻易不给人写序，能不能成不敢肯定。未期盛夏刚过，他便转给我一篇洋洋洒洒六千余言的长序，并告我这是阎纲先生冒了酷暑，接连好多天深入图书馆倾心倾力撰写的。
捧读之下，心竟怦然。那无疑是诗与评论的融汇!先生不独以著名评论家的恢宏和缜密，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时状鞭辟入里，高屋建瓴，情深意长;更以别具一格的思想者视角、诗人气质、散文家胸怀，慈悲而乐观、深情而隽永地表达着他对文学的赤诚热爱和殷切希望。
此前，大约是1983年，还是中文系学生的我就拜读过他一篇为陕西作家把脉疗疾的评论——《走出潼关去》，直触腠理，深入膏肓，发聋振聩，无疑成为后来陕军东征的著名战书，催生了《平凡的世界》《白鹿原》《浮躁》等一批优秀作品。许多年后拜读阎纲先生文集，当读至“我自己暗里使劲，试图把评论和散文嫁接起来，把评论和政论嫁接起来，甚至和杂文、相声嫁接起来，造就一种精短的、散文化的评论文体”，顿然想到了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那本《金蔷薇》，它一经译介，迅即蹿红，火遍了大江南北。
2019年11月23日，我同刘明琪老师相约，一起赴礼泉看望先生。
寒风凛冽，大地萧索。走进永康颐养中心先生的寓所时，他正一头扎在书堆里敲击着键盘。我知道先生这几年身体欠安，诸疾缠身，却未料到竟会如此形销骨立，让我联想到了杜甫，联想到了鲁迅，联想到了闻一多。
坐定之后，先生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跟我们谈起他的文学主张、生活感悟、世事判评。他的眼睛不大，眼球甚至有些昏黄，但目光如炬如电。清癯的脸上浮一层微笑，儒雅，笃定，即便谈起饱受折磨的苦难岁月亦云淡风轻，唯热爱、赤诚、深思、忧患扑面而来，可体可感。“历史在悲剧中推进。”这是先生签在他四卷本文集上的话，言约意丰，话短情长。感铭于心的，是先生谈生论死的一句话。他说：“我不怕死，但我更喜欢活着。活着真好!”先生说这话时，目光是深情的，声音柔软而又沧桑，似乎要穿透时空，又仿佛在打通着生死，在我心里引起一阵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