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朝：以读书纪念生活——2020年终读书盘点(5)

《稻草狗》，约翰·格雷，张敦敏译，新华出版社，2017-7
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从尼采开始，一直以来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即对进步主义的反思。然而需要警惕的，或许是这种反思并未在“他者”的意义上，表达对异域文化的赞赏。这一点可能时常被东方学者所误读。
正如萨义德的《东方学》被批评为“西方口吻下的东方学”，以及“西方口吻下的殖民主义”，男性口吻下的“女性主义”思潮一样，某些批判的框架，其实隐含更深的“暗线”，批判的目的是拯救而不是否弃。按辩证法的说法，叫扬弃。

《东方学》，[美] 爱德华·W·萨义德，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7
东方的学者反思“李约瑟之问”的冲动，往往来自“西方列强”的羞辱。这一冲动迄今不绝。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彭慕兰的《大分流》，好像一帖抚慰剂，让东方学者颇感心宽：至少在300年前，“祖上的荣耀”曾傲视全球。
一众西方汉学家对东方典籍的搜求与解释，让东西方文化比较学者们大有“吾道不孤”的感叹。但这恰恰又是另一个埋藏更深的问题：当我们做跨文化比较的时候，我们到底在比较什么？期待什么？
为了继续找寻拼图，今年疫情期间，我可以足不出户地补一些课，再读钱穆、汤用彤、陈寅恪、陈垣等大师，并倚着大师的臂膀，向古代贤者的思想张望，翻阅《史通》《明儒学案》《文史通义》等，艰难地试图感受先哲们那个时代的悲喜情怀，体悟在历史的共时性中，所谓康乾盛世与哈布斯堡王朝、五胡十六国与基督教罗马化等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之间，充溢在不同文化间的思想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