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故里》：一个来自底层的社会学家，如何看待法国阶层问题？(3)

中产阶级以上人群之所以能够进行长期投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抗风险能力远远高于穷人，而穷人只要经历一次风险，便是前功尽弃。对于真正的穷人来说，短视是一种生存策略，短期收益虽然小，但风险更低；跟回报周期长、不确定性更高的长期投资相比，更可能生存下去。
《我在底层的生活》中，美国社会活动家芭芭拉记述了自己伪装成一个没有学历、急需工作糊口的离婚白人妇女，在三个不同类型的城市各自工作一个月的经历。其间，她尽量寻找薪水最高的低技能工作支撑自己的生活——服务员，零售，清洁，老人服务，然而无论她如何努力，身兼两份工作，仍不足以支付房租。

《我在底层的生活》，[美] 芭芭拉·艾伦瑞克 著 ，林家瑄 译，后浪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8月
最终她发现自己陷入一个循环的死局：钱不够，住在偏远的地方来节省房租；住在偏远地方，所以得花费大量时间在路上。花费很多时间在路上，用于提升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同时为了应付各种劳苦的工作，她渐渐成为一个工作机器，每天只是无谓地重复。
显然，芭芭拉的个人能力和工作积极性不会因为伪装而降低，但即便是这样一个社会精英，进入底层之后，也会变得举步维艰。
02
埃里蓬的“羞耻感”来自于哪里？
王凯介绍，《回归故里》中，迪迪埃·埃里蓬运用了大量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进行分析，其中便涉及到一个重要概念，“惯习 ”（habitus）。
“惯习 ”，也曾被描述为“习性”，是布尔迪厄独创的一个词，即 “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的，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示”。
王凯认为，在布尔迪厄那里，“惯习”至少表达两层意思：一个是结构化了的结构，即某种社会结构施加于个体并表现在个体身上的限制；一个是促进结构化的结构，即为实践提供原则和指导的机制，这种机制可能会改变场域的形态。
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是非常理想主义的，当他到了一个现实很残酷的战争场域时，他就会感到很痛苦、感到格格不入，这就是“社会结构施加于个体并表现在个体身上的限制”，理想主义限制了他自身的力量。同时他的理想主义也可以通过与场域之间的微观互动，通过他的形式规则来慢慢改变这个环境。这就是惯习的作用，一方面限制一个人，另一方面又让一个人可以在新的环境或者说新的场域当中尝试对场域进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