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工厂丨中美工人的性格差异，源于两种不同的“工厂政治”(3)

最后，他们毫不客气地开除或变相逼退组建工会的积极分子。而工人毫无还手之力。这些与中国资方的对抗反而巩固了美国工人对旧日工厂政治的认同，但另一方面，资方的种种反制恰恰是在合法框架下展开的。工会政治的衰落其实是当地政府与外来资本合谋的结果。
实际上，布洛维提出，任何生产体制都是强制与认同的结合，当前者主导时就是专制制度，此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国家对工厂体制的干预是无力的，多出现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而后者主导时则是霸权（hegemony）制度，国家通过社会保障立法、工会等制度来干预劳动过程与组织，形成塑造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以制造同意的霸权，多出现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但布洛维在这里的分析也存在着其局限性。这种将专制制度前置于霸权制度，从而将两类工厂政治放入同一线性进化序列的观点，遮蔽了在具体的全球化现实中两类工厂政治形式不可割裂甚至互为因果的联系，它们实际上同为全球化资本运动的产物，并且在产业价值分配的等级上存在高低之分。因而，用纯粹的发展阶段论来看待纪录片中反映的冲突同样是错误的。在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大部分外围国家将持续地作为外围来支撑核心国家的地位，维持它们的“专制制度”而无法转变为政治风险更小的“霸权制度”。换句话说，这种“进化”只是少部分核心国家的特权。
但永远也不应该忘记，在资本眼中，一种工厂政治不必天然或永久地就比另一种工厂政治更为“先进”，永恒的只有它的逐利性。因而，当足够深刻的技术变革迟迟未到，不足以维持或提高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时，除去大卫·哈维意义上的“空间修复”，资本主义国家只能通过工厂政治的转型来促进资本的周转，而这种转型必须以牺牲工人利益（或者说加大剩余价值的剥削）作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越是缺乏有组织有力量的自我保护运动，这种被牺牲来得就越发肆无忌惮。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福耀进入美国又像是一种“引狼入室”，并且这匹狼必须保持它非人的形象，以扮演一种应当被指责的角色。也许，美国的工业资本家都憧憬成为曹德旺这样的人，能够对工人采取一种更为强硬、甚至不那么遵循美国规则的态度，但他们的美国人身份不允许他们立刻这么做。
但这种转型仍然是潜移默化地在进行着。当工人们将斗争范围限定在法律规定的工会政治之中时，他们发现到最后连建立工会都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正是过去数十年在美国大部分地方发生的——一个陷入到建制化陷阱当中并逐渐衰落的工会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