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巴菲特致股东信全文(13)

除了慈善捐赠和送人小礼物之外，我唯一一次动过伯克希尔股票，是在1980年。当年，我和其他被选出的伯克希尔股东们，用伯克希尔的一些股票换了伊利诺斯州一家银行的股票。早在1969年，伯克希尔收购了这家银行。1980年，因为银行控股公司法的变化，我们必须卸载该行。
今天，我在遗嘱中已经明确指明了执行人——以及在遗嘱关闭后接替他们管理我的遗产的受托人——不要出售伯克希尔股票。我的遗嘱还免除了遗嘱执行人和受托人的责任，因为他们要维持的显然是极度集中的资产。
根据我的遗嘱，执行人以及受托人每年会将我的一部分A股转换成B股，然后将B股分发给不同的基金会。这些基金会将被要求迅速分配所获得的捐款。总的来说，据我估算，在我去世12年-15年后我所持有的伯克希尔股票会进入市场。
没有我遗嘱的指令，直到安排好的分配日期之前，我所持有的所有伯克希尔股票应该不会易主。在安排好的日期，我的遗嘱执行人和受托人将会在他们的临时控制下出售伯克希尔股票，并且对到期的美国国债进行再投资。这样的策略将使受托人免受公众的批评，也免于因未能按照“谨慎的人”标准行事而承担个人责任的可能性。
我本人感到安心的是，在处置期内，伯克希尔的股票将可提供一种安全的、有回报的投资。也许会发生一些事件证明我是错的，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忽略不计。但我相信，与传统的行动方案相比，我的指示很可能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资源。
就我“只限伯克希尔”的指示而言，其关键在于我对伯克希尔的董事们未来的判断力和忠诚度抱有信心。他们经常都会面临华尔街人士的考验，与其争夺服务费。对许多公司来说，这些华尔街“超级销售员”可能会胜出。但我预计，在伯克希尔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董事会
近年以来，企业董事会的构成及其宗旨都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在以前，有关董事会责任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在律师们之间展开；而在今天，机构投资者和政治家们也加入了进来。
就讨论企业治理的问题而言，我的资历包括，在过去62年时间里，我曾担任21家上市公司（详见下文横线以下部分）的董事。除了两家公司之外，我在其他公司中都持有并代表着大量股权。在少数公司中，我曾试图实施重要的改变。
在我服务于这些公司的最初30年左右的时间里，董事会中很少会有女性，除非她代表着企业的控股家族。应该指出的是，今年是第19修正案出台100周年，该修正案保障了美国妇女投票发声的权利。她们在董事会中获得类似地位的工作则仍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