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奥斯维辛鉴定科摄影师，冒死留下过万张囚犯档案照片(3)

威廉·布拉塞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鉴定科拍摄的犯人照片示例（1）。
如果我们把前后相隔几年的两组犯人照放在一起做比较，就会发现一些引人深思的细节：在奥斯维辛拍的那张因为剃了光头反而显得容光焕发，而在波兰监狱的这张，皮莱茨基虽然穿了不错的西服，却因为乱糟糟的发型而看起来有些狼狈。
那么，我们能说集中营的待遇要好过波兰的冤狱吗？显然是不能的。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法从集中营的虐待和冤狱的拷问中选出一种更残酷的。但正是这样的比较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即我们不应该在脱离了历史背景的情况下，把布拉塞拍的奥斯维辛犯人照理解为对这段历史的直接反映，这些犯人照在效果上是无法承担这样的功能的——它们单调、平凡，又充满了德国人赋予的自相矛盾与谎言。
我们常常会因为像布拉塞、莱维、皮莱茨基这样集中营幸存者共同的勇敢而尊敬、赞赏他们，却忽略了作为个体的他们所做证言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是除了作见证这个行动本身以外最值得深思，也可能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价值。布拉塞的证言——我主要指的是他留下的这些犯人档案照，与其他证言相比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它们是完全按照德国人的要求来拍的，在于它们的功能意义需要被彻底限制在按照德国人的想法来“说话”的范围之内，甚至在于它们和其他类似犯人照的“差别不大”。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悖论，但又的确是布拉塞的照片给予我最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