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奥斯维辛鉴定科摄影师，冒死留下过万张囚犯档案照片(5)

威廉·布拉塞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鉴定科拍摄的犯人照片示例（3）。
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这张照片，其实很难说可以从中看到瓦佳有什么恐惧的神色，尤其是和布拉塞自己描述的那张即将被送去毒气室的、惊惧的女人相比，瓦佳的神情看起来既不是恐惧，也不是镇定，而是一种出奇的宁静。这让我想起莱维的书中提到的一个细节，大约是说一位幸存者从集中营出逃之后，并没有感到兴奋或者如释重负，而是被一种奇怪的宁静感所围绕，精疲力竭的他后来在林子里睡了一整夜。
我不能说瓦佳宁静的神情和这位幸运的囚犯诉说的宁静是一回事，但它们给了我一种相似的感觉，就是他们所处的这个宁静的时刻是作为旁人的我不能理解的，它们的晦涩程度甚至超过了任何更加戏剧性的场景。无论他们是一个即将走向死亡的人，还是一个刚从死亡的魔窟中逃脱出来的人，这种奇怪的宁静都是貌似不合常理常情的，但又实际地发生了。那么宁静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可能是一种完满自洽，但也可能是一种拒绝。对我来说，瓦佳的照片所做的并不是敞开自己，召唤人们“进入”这张照片，进而对瓦佳的遭遇产生共情。
正相反，这张照片拒绝了所有人，包括镜头背后的布拉塞在内，而这正是一种奥斯维辛式的残酷所给予她的东西。布拉塞在战后曾经重拾摄影师的行当，但很快就因为奥斯维辛的往事像幽灵一般对他的纠缠而放弃，我想对布拉塞来说，除了他作为摄影师在当时的那种无法帮上忙的无力感以外，瓦佳的这种拒绝，以及由此带来的他与被拍摄者之间的距离感也是让他痛苦不堪的原因之一。就像莱维所说，“我们（这些生还的人）是否能够理解，并让他人理解我们的经历？”这也许是每一位集中营的见证者所面临的困境。

威廉·布拉塞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鉴定科拍摄的犯人照片示例（4）。
与瓦佳的照片一样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几张只出现在布拉塞描述中的照片。布拉塞曾给一名在电话总机房给党卫队做帮工的德国姑娘拍照。这位德国姑娘希望布拉塞可以“用心拍，拍出一张特别的照片来”，并特别嘱咐要好好突出她的胸部。为此，她脱掉了她的夹克、衬衫，后来连胸衣也脱了，只拿她自己带的一块透明布料遮住了胸部。布拉塞为她拍了好多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