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缝隙中的繁华：南宋(4)

到16世纪、17世纪初，以这个中层阶级为基础的下议院逐渐强大，下院议员中的一些人，如律师、医生、乡绅、地方官员等，比上院贵族更接近社会现实，更能体察了解世态民情，所以在有关社会经济问题上有着较多的发言权。同时下院议员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经济活动的参加者和管理人，利害攸关，促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加议会中社会经济立法工作。
16世纪，当时伊丽莎白政府因战费开支过高，亏空额高达40万镑，急需议会批准加征重税和追加拨款。
对此，下院议员弗兰西斯·培根，就是那个哲学家，他声称：只有平民院（下院）拥有提出和决定拨款数额的权利，并警告贵族不要染指此事。
“如果非要通过上院提案，那么乡绅将被迫卖掉他们的杯盏碗碟、农场和铜壶。”
最后，这次在16世纪议会史上最激烈的两院冲突还是以下院的胜利宣告结束。培根为此丢官6年，但下院却成功地捍卫了他们创议财政议案的权利。
后世英国学者的形象说法是:下院已经抓紧了束系国王钱袋的绳索。
英国国王需要下院代表的绅商阶层的资金，而这正是英格兰下院话语权的保证。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明治维新时的日本，“町人”曾经是日本的商人们的歧视称呼，但在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集结在商法会议所的“绅商”，“其活跃之势，虽王公宰相亦欲凌驾之。”
明治维新之前，遍布日本的、财力枯竭的大小藩主们依靠向商人借贷度日——因为藩国太多，许多商人都是“跨藩国的商人”，往往和多个藩主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所以没有哪个藩主有力量和胆量单独吞噬一个大商人。
因而商人和藩主之间的关系，也从依附转向了合作，相对独立的豪商阶层也由此产生。
当日本面对“黑船开国”带来的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增加，社会的新缝隙和新领域的相继出现，在这些缝隙，民间经济力量蓬勃成长起来时，日本的商人阶层便完成了向资产阶级的过渡。
是不是同样因为日本商人抓住了“藩主”的钱袋子呢？
三、南宋商人：“抓不紧束系国王钱袋的绳索”
同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在南宋时的杭州。
因为，南宋的商人阶层永远不可能“抓紧束系国王钱袋的绳索”。
杭州商业的繁荣的通道无非分为四种：国家控制的贸易、大规模的内河和海上贸易、奢侈品贸易以及供应城市主要消费品的贸易。
很多与生活相关的消费品是国家专卖或者特许经营比如：酒、盐、津渡、坑冶、茶、矾、和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