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缝隙中的繁华：南宋(6)

小农经济和自给自足才是帝国稳固的基础。
以温饱的角度，农民不需要城市工商业，他们只会把温饱之外、多余的农桑耕织的产品用来交换、参与到商业中。
这些农民是南宋帝国税收的直接和间接贡献者，他们才是“国王钱袋”的真正贡献者。
“许多富有的城里人的收入都来自他们在杭州以北广大田产上的租金收益：私人田租和国家地租、日用消费品的交易税、多种商品的专卖制度，无论是直接税还是间接税，最终都需要农民去承担。”
“要不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东南诸路各城市的兴盛就不可能出现。”
南宋时期，对农业的重视可以从劝农文为媒介的官方劝农活动中看到，它遍及了江浙、安徽、福建、江西、湖广、四川等淮河以南的广大区域，这一地理范围也基本与南宋的疆域相吻合。
南宋的地方官大多为儒者官员，如朱熹、张栻、黄幹、真德秀等都是著名的理学大家。在儒家“养民教民”理念的影响下，他们作为地方官发布劝农文显然不完全因为官员考核的要求，同时也是一种内在自觉。
临安城市的繁华只是表面，是农业和农民输出的结果。实际上整个王朝和帝国是建立在农村和农民的基础之上的。
在“官家”的核心需求：稳定的要求之下，在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儒家语境中，依附于农村资本收益输出的临安商人阶层便更显得无足轻重了。
这可能是多铎王朝与南宋王朝最明显的不同。
马克思显然早已看穿一切。
马克思认为：“古典时代的历史,是建立在土地财产和农业基础上的城市史。亚洲历史是一种城市与乡村未曾分化过的历史......，近代历史则以乡村城市化为主要特征。”
正是在都铎王朝统治下，界于英国城乡之间那堵无形的墙也随着乡村城市化、工业重心的转移而逐渐消失，最终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乡关系。
16世纪前期,英国从事毛纺织业的人数几乎占全国人口的一半，而当时英国人口的十分之九居住在农村，这表明英国农村的大部分劳动力卷入了毛纺织工业的生产，成为分散手工工场的劳动者。
越来越多的城市商人以广阔的农村作为活动的舞台，而农村的手工业者则以城市作为商品的集散地和销售的网络中心，这就加大了商品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城市商人不仅投资乡村工业，乡村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趋势也促使他们大规模投资于农牧业。很多商人纷纷在农村购买土地，或是从事养羊业，或是进行亚麻和一些用于呢绒染色的经济型作物的种植。